隱藏在台灣人眼前的性侵害風暴: 7月 2014

標題：《中國靈學活動中的催眠術》
作者：李欣，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來源：自然科學史研究　第28卷第1期(2009年)：12-23，StudiesintheHistoryofNaturalSciencesVo.l28 No.1(2009)
網址：http://wenku.baidu.com/view/2321cc3b580216fc700afda7.html

《中國靈學活動中的催眠術》

0.引言

　　靈學（psychics）以承認諸如遙視（千里眼）、心靈感應或預知未來之類的｢超自然現象｣或｢超心理現象｣的存在為前提,認為這些現像不受物理規律的制約，超出了通常的感官感知範圍,是由靈魂和精神決定的,只有借助於與幽靈和鬼神溝通才能獲得認識[1] 。｢靈學｣也有｢靈異研究｣（psychical research）、｢超心理學｣（parapsychology）、｢心靈論｣（mentalism）和｢唯靈論｣（spiritualism）等不同名稱。從1882年起，英國、美國、荷蘭、法國、意大利、俄國和日本等國先後建立了靈學社團，杜克大學的超心理學實驗室在1930年代至1960年代曾一度引起人們的興趣，後來烏特勒支大學甚至還建立了靈學系。

　　19世紀末20世紀初靈學傳入中國。中國的靈學既包含了歐美的｢上帝存在｣、｢靈魂不滅｣等觀念，也藉用了儒、道、佛的相關概念和各種世俗鬼神觀念[2] 。其主要手段為傳心術、催眠術、千里眼、靈魂攝影和扶乩等[3] 。

　　有些關注西方靈學的中國學者[4,5] 曾經註意到恩格斯[6] 提到的靈學與催眠術之間的關係。有的中國學者就催眠術與重塑國民精神做了分析[7] ，另有一些中國學者認識到催眠術在中國靈學活動中所起的作用[8-12] 。但是，為什麼靈學與催眠術一起傳入中國，靈學機構如何將催眠術建制化，靈學機構開展的催眠術活動和相應的推廣活動有哪些，靈學為何要利用催眠術，靈學機構利用催眠術有些什麼社會影響？仍然需要係統的研究。本文試圖通過文獻的梳理,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1.催眠術與靈學在中國的伴生

　　催眠本身是一種客觀現象。它是以人的自然睡眠為基礎的一種生理󰀁心理現象,也是一種特殊的意識狀態。在這種狀態中,被術者的暗示性明顯提高,容易順從施術者通過言語和動作發出的暗示指令。催眠術作為一種有效的心理治療手段,被廣泛應用於醫學臨床治療中,對於矯正不良的行為習慣、實施手術麻醉和治療心理疾病等方面有實際的獨立應用價值。

　　19世紀下半葉，靈學家們在倡導靈學時，發現催眠術的效能可以為自己所用，尤其是催眠的暗示和誘導能夠控制自我意識和他人意識,能為靈學服務。在催眠過程中，受術者不但可以產生幻聽、幻味、幻觸甚至麻醉等感覺，而且個人的意志和行為也可為施術者掌握和操縱，甚至可以引起記憶和人格方面的變化。同時，受術者在催眠師的控制下，往往會產生一種冥冥中若有神力的感覺，言行不由自主，甚至清醒後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議。靈學家通過神化這一可能產生異常效果的催眠術，聲稱施術者先天具有某種特異功能，或者認為施術者的這種功能來自宇宙中的某種神秘的靈力，並將施術者神聖化,視為超人、異人、神人。 ([9],128頁)通過這樣的聯繫，他們企圖說明靈學存在的｢合理性｣，並極度熱衷和推崇催眠術。這樣，催眠術就成為靈學家宣揚｢靈魂｣和｢上帝存在｣的法寶。

　　19世紀後半葉，學習和研究歐美的｢催眠術｣與｢靈學｣，成為當時日本城市中一種流行的文化([8],106頁)。這也影響到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 1908年，留日的中國學生鄭鶴眠、唐心雨、居中州、劉鈺墀和余萍客等人在日本橫濱設立｢中國心靈俱樂部｣。該機構在建立之初就聲稱是｢專為中華同志研究催眠術｣而設立的。1911年，中國心靈俱樂部從橫濱遷至東京,改稱｢東京留日中國心靈研究會｣，其英文名稱為｢Chinese Hypnotism School｣。這表明，該會是把心靈研究與催眠術等同對待的。該會設立了心靈研究、催眠研究、編輯出版部門,後來又增加了中國心靈學院，開展催眠術的面授和函授活動，並增添了中國心靈療養院進行治病。 1918年東京留日中國心靈研究會在上海建立分支機構｢中國心靈研究會事務所｣。 1921年東京留日中國心靈研究會總會由東京遷至上海，改名為｢中國心靈研究會｣,其英文名稱為｢Chinese Institute of Mentalism｣,又把催眠術與心靈論等同起來。 1923年，中國心靈研究會成立了專門刊印靈學和催眠術書籍的｢心靈科學書局｣。 [14] 就這樣，｢靈學｣與｢催眠術｣的譯名及其具體內容，被中國留日學生陸續傳入國內[15] 。

　　催眠術和靈學的伴生現象，還反映在當時的許多廣告中。翻閱當時的一些報紙如｢申報｣和｢民國日報｣，可以發現不同靈學機構刊載的有關催眠術的各種廣告都佔據了所在版面中醒目又重要的位置。這些廣告刊載頻率較高，有時甚至在一個版面上會刊載多個靈學機構的催眠術廣告。這些廣告大都宣揚科學只是一種物質技術力量、提高人類物質生活水平而已，並不能解決人生觀、世界觀等思想文化層面的問題，宣稱催眠術和靈學才是一種可以｢彌補物質科學功用不足｣的｢精神科學｣。同時，這些廣告還宣傳｢精神救國｣論，刊載催眠術的教授與招生、出售治療狐臭、催眠藥和實驗器具等內容。

2. 靈學機構中的催眠術

　　催眠術引入中國後，許多地方建立了名目不一的宣傳和教授催眠術的靈學機構(表1)。它們都號稱｢研究與教授催眠術｣是自己的研究內容之一，並為此進行了一些組織設置。限於資料，本文以中國心靈研究會設立的中國心靈學院為例，對機構設置和教授內容進行說明。

　　中國心靈學院是中國心靈研究會的一個重要組成機構。它在成立之初，就聲稱自身是以｢研究催眠學之學理及其應用｣、｢圖學術闡明,普及發達｣為宗旨[21] 。在心靈學院中，根據教授對象、學習方法、學習時間的長短等不同類別，靈學家們設立實習部、函授部、速成部，並面向國內外，廣泛招募｢研習催眠術｣的學員([ 21],1!4頁)。中國精神研究會、北平靈學書院等其他靈學機構在招募學員時也採取了類似的方法 [22,23] 。

　　學員入院學習催眠術的要求簡單：年齡在15歲以上60歲以下，略通文理的男女，只要品行端正，認定在某部研究並提出入學願書，入學時一次性繳清入學學費後，便可入院學習。學員修完學業後，進行畢業試驗。成績合格者將被授予畢業證書，成績優秀者,則會被授予｢催眠學士｣或｢心靈醫學士｣等榮譽稱號。 ([21],1頁)畢業後經過允許，學員還可以開設催眠治療診所謀生[24] 。不僅如此,靈學家們還做出保證｢∃若入本會,僅三個月,催眠學上諸問題均皆清晰,能以催眠術演各種奇妙現象,解決心理學一切問題...解脫一切難疾惡癖｣([24],54頁)，藉以吸引社會大眾入院學習催眠術。

　　學員學習催眠術時，使用《催眠術函授講義》一書作為教材。它由中國心靈研究會會長余萍客編寫。在該書首頁，作者就強調學習催眠術的關鍵:要排除一切疑心與雜念，絕對信奉它的功效;在熟讀講義、多次進行催眠｢實驗｣後，催眠施術就可見成效。

　　此外，在催眠原理介紹中，作者聲稱未採用歷史上任一學派之言，而是採用自身的｢心靈說｣來解釋催眠現象[25] 。在施術方法上，除了繼承催眠學史上的精神鎮靜法、凝視靜止催眠法、暗示撫下催眠法等方法之外，他還糅合了中國傳統巫術和宗教中的一些方法，如進行祈禱默念時的催眠咒，高唱催眠歌等([14],154!157頁)。在催眠後達成的效果中，作者聲稱利用催眠不僅可使人體呈現成梯成橋、柔軟如棉或人格變換等現象，還能發揮透視、臥遊千里、會見亡友、千里眼等一些｢超越物理法則｣的神妙功效([14],94頁)。在介紹催眠師的施術資格時，除了強調催眠師的品格端正、施術嫻熟與否之外，作者對催眠師的教育背景未作其他限定([14],30頁)。這些內容與當時正規的催眠術教材[26,27]都大相徑庭。

　　除了中國心靈研究會設立的心靈療養院之外，中國精神研究會設立的鮑芳洲催眠術療養院、東方催眠術講習所設立的精神治療部等[28]，都是靈學機構建立的催眠術醫療機構。

3.催眠術活動

　　催眠術傳入中國後，衝擊著國內社會不同階層的人的頭腦。｢一時國人認為發現了物質科學之外的新大陸---一種能夠彌補物質科學不足的新興的精神科學｣([7],57頁)。

　　中國靈學家們及其學員聲稱他們做了大量的催眠術實驗，並將這些內容在機構會刊上陸續刊載(表2、表3),作為一種證實靈學存在的｢成功鐵證｣。

　　靈學家們在記錄催眠實驗時，對實驗人員名稱、所屬學習部門、學員編號、學員所在地域、施術方法、實驗名稱和實驗內容等都做了較為清楚的說明。進行催眠實驗的學員來自國內外不同地方。他們利用催眠術分別開展了｢錯覺產生｣、｢使受術者肢體變軟｣、｢千里眼功能產生｣、｢人格變換｣等實驗活動。保證實驗結果｢確切無誤｣的方法,不是靠雙盲實驗，也不是靠排他實驗，而是靠親人或朋友作為｢立會人｣即目擊者，｢坐在一旁｣且｢其他人不許進門｣等方式。

　　靈學家們在實施催眠過程中，反復強調受術者只有在虔誠信仰、消除雜念和精神統一之時，催眠施術才能成功，受術者才能實現｢遙視｣、｢與亡靈交流｣、｢食燭為糖｣、｢治愈牙痛、頭痛、胃病與肢體麻痺｣等功效。

　　由於史料所限，雖然無法分析他們用催眠術治病的具體過程，但從其刊載的一些治療廣告中可以得知，他們宣稱的催眠術可治癒的疾病種類非常繁多，似乎達到了｢無所不能｣的地步。如下廣告便是其中的一例：｢中國精神科學會直接教授催眠術，並用斯術治療後列各種病癖:(腦病)腦貧血、腦充血、頭痛、頭重、眩暈耳鳴；(神經病)神經痛、神經衰弱，各種麻痺，各種疝氣，不眠症、疑心症、舞踏病、憂鬱症、失戀病、半身不遂、吃逆、各汗症、腳氣、癲癇，各種痙攣；(精神病)妄想症、憂鬱狂、狐祟、鬼祟、一切邪祟；(胃腸病)消化不良、胃痙攣、胃擴展、便秘、嘔吐；(呼吸氣病)呼吸困難、喘息；(眼病)眼睛疲勞、色盲、夜盲病；(泌尿生殖器病)子宮病、下白帶、月經閉止、月經過多、月經困難、月經不順、月經痛、妊娠嘔吐、常習性流產、分娩苦痛、早漏、陽痿、遺精；(全身病)各種貧血，各種慢性中毒； (惡癖)吃音、遺尿、睡語、小膽、飲酒、抽煙、倦怠、憂心、不喜交際。總會設在天津日界榮街新津里二號，支會設在保定王字街玄壇廟胡同。｣

　　一些治療章程與感謝聲明中提到，催眠術還可治療口吃、肺癆、花柳、梅毒、少年鴉片毒癮、成人煙癮、半身不遂、腳氣，甚至癌症等疾病，｢完全可以彌補藥石的不足｣。 [31] 催眠術彷彿具有｢妙手回春｣、｢起死回生｣之功效。

4.催眠術的推廣與競爭

　　刊印、出售有關催眠術的期刊、月報和書籍是靈學家們一個重要的推廣活動。其中，中國心靈研究會於1913年發行會刊《心靈》，並聲稱它是｢國內探討研究哲理、靈理、催眠、變態心理學等及灌輸世界新識之唯一機關｣[32]。《心靈》一年出4冊，分春、夏、秋、冬號。《心靈》月報從1917年開始出版，每月出一號，一年發行12號，到1925年大約共出版了104期[33] 。《心靈運動》作為中國心靈研究會刊售的另一份月報，1921年出版第一號,，至1931年，共出版了24號,據稱它的銷數曾經由｢一萬份增至十萬份｣[34] 。

　　此外，中國心靈研究會、中國精神研究會、靈學書院、大精神醫學研究會等靈學機構也都翻譯和出版了大量的催眠術書籍，如表4所示。據余萍客稱，僅中國心靈研究會至1931年的統計，就有書刊講義3000餘種出版。 ([14],49頁)由此可知當時全國催眠術書籍出版活動非常興盛。

　　為了推廣催眠術在社會中的影響，靈學家們還經常在公共場所開展不同形式的催眠術表演,展現｢催眠術各種技能｣，並努力擴大和提高其形式的多樣性和趣味性。

　　靈學家們的催眠術表演活動，經常在一些學校的學生學藝表演會、租界電影院、地方知名大劇院和公園廟會等公眾場所舉行。從當時的一些報紙對這些活動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它們具有較強的娛樂欣賞效果，對觀眾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寰球中國學生會,附屬第二日校，今日午後，一時起，假平濟利路定海會館開學藝表演會.....節目中有歷史科、化裝科,表演之｢鴉片害｣系演述林則徐焚土情形，來賓加入餘興者，有唐豪之滑稽催眠術等。｣

　　據稱，當靈學家在台上展現｢千里眼｣、｢錯覺狀態｣、｢增力術｣、｢析索法｣等催眠術的各種技能之時，台下觀眾經常一時｢甚形擁擠｣，｢到會參觀諸君無不鼓掌,稱之可觀｣。 [36]

　　靈學家們還將催眠術與最新影片聯袂合演，在電影院中開展｢催眠術與大魔術實驗比較大會｣活動。通過這種方式,他們試圖說明催眠術並非｢妄誕不經｣，而是從實驗中證明得來並可對社會產生｢莫大之利益｣的一種學問。

　　靈學家們在進行催眠術表演之時，曾聲稱將表演後所得的收入全部捐獻於教育事業或慈善活動，這在一定程度上博取了百姓的好感。如中國精神研究會的一位女會員，在上海大劇院表演各種催眠方法並呈現｢千里眼現象｣時,聲稱｢所得看資除開支外,概助南洋商業公學經費｣，結果造成｢想往觀者必甚擁擠｣的局面。 [38]

　　對照當時上海的收入、消費來看，一般商業經理的薪水約30至50元，一般店員20元，低層的男工和女工每月分別約為15元和5元。在消費方面，去醫院或診所看病每次要1至2元，醫師出診則要5、6元。 ([8],131頁)這樣來看，無論是學習催眠術，還是購買催眠書籍,以及用催眠術治病，都是一筆價位不菲的消費(表5、表6)。

---（省略）---

　　為在同行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眾多的靈學機構之間,除了互相擠兌、彼此詆毀之外，也相繼採取了贈送書籍、催眠治療券等方法，或一些趣味性的促銷形式，來吸引大眾，提高自身的競爭能力[40] 。比如中國心靈研究會在為《心靈》雜誌徵稿之時，就曾採取懸賞、贈送催眠明信片、猜燈謎等方式，努力增強活動的趣味性和吸引力([24],44!45頁)。同時，靈學家們在出售催眠書籍、召募學員時，也經常附贈催眠治療券、影集等一些物品，或通過減免部分學費的方式，吸引讀者和鼓勵學員介紹他人入會([34], 11頁)。中國心靈研究會就曾宣稱:｢六個月內介紹一人入函授研究者,贈送會員或學員《催眠實驗攝影集》一書或榮譽盾牌｣[34] 。

5.靈學借助的｢科學方法｣

　　靈學家聲稱催眠術是一門高尚的、同自然科學一樣、可以進行理化實驗的｢精神科學｣，它的｢科學性｣早已被｢世界公認｣([24],55頁)。在他們看來,人在被催眠的狀態中，精神高度統一，潛伏於人心靈中的｢靈力｣會超越肉體的阻隔，使精神和肉體暫時分離,人的心靈就可發揮天眼通、千里耳、念寫、遙視、隔地傳心等奇妙的靈能作用。於是，催眠術就成了促使｢靈力｣發顯的一種有效的｢科學方法｣，是研究靈學、發揮｢靈力｣的開端。 [41] 進一步地，利用催眠術提起人的心靈力、發揮精神作用，還可以進而彌補物質醫藥在治療疑難雜症方面的不足。不僅如此，催眠術在改善教育、輔助偵探、陶冶個人心性、樹立良好的社會風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功能，它是一門｢萬能｣的｢精神科學｣。 ([22],1-5頁)

　　靈學家們在強調催眠術｢科學｣、｢萬能｣的功效之時，卻又說因催眠狀態是｢出於哲理的過程｣，無法將其中的奧妙簡單地｢如物理那樣全盤說出｣，只能以參悟的形式，堅定信仰，憑藉個人信念去施行，才能｢丟不了他的利益｣[42] 。這樣，他們用個體的體悟代替了現代科學研究中的觀察、實驗和檢驗，只強調虔誠與信仰。

　　靈學家們還從歷史合法性的角度來論證他們所說的催眠術的科學性，將其在本國的巫術文化中移植嫁接。他們聲稱作為一個精神文明發達的古老國家，在上古之時，中國就已有催眠現象的存在。但有關催眠術事蹟的歷史傳說與故事沒有文字的記載，存在於下層社會百姓的民俗活動中，以｢口口相傳而流佈｣。並且，傳統民俗活動中的｢扶乩｣、｢關亡問米｣、｢降青蛙神｣、｢請竹籃神｣、｢祝由科｣、｢圓光｣等不少神秘事情,都是｢基於催眠的原理而演繹成功｣。這樣,中國民間信仰中的巫術活動,本來受到科學文化人士的批判而名譽掃地,突然發現還可以得到以｢科學｣驕人的｢西方文明｣的認同,於是又開始興盛起來。 ([10],46頁)

6.社會影響

　　通過催眠術的借用和誤用，科學文化素養不高的廣大社會民眾，把靈學這門｢精神科學｣當成了科學。據稱,當時報名加入中國心靈學院學習催眠術的人不僅來自國內各地，甚至還有歐美和東南亞等一些地區[43] 。在科學強勢勃興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學習催眠術的人員數量在10年內也基本居於上升趨勢，且發展速度較快[44] 。

　　在靈學框架內倡導催眠術的人員，上至政府高層官員，下及海外留學生、普通知識分子和一般民眾，形成了一個階層和界別較為廣泛的催眠術的支撐群體。靈學家們利用一些政治權威、社會名流和知名知識分子的題字題詞，擴大了催眠術活動的社會影響。中國心靈研究會曾多次在《心靈》雜誌上刊載孫中山、黎元洪、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熊希齡、唐繼堯、王寵惠等人的題字題詞。時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的蔣維喬還專門為該機構撰寫了《心靈業書序文》,讚揚其｢潛心絕學,婆心濟世｣的精神。 [45] 一些企業、團體、學校通過不同的捐贈方式，也給予靈學家們一些物質支持。上海商務印書館、上海金星公司、廣州嶺南大學就曾向中國心靈研究會贈送過日曆、月份牌和校刊等物品。

　　一些知名出版機構、書局和書館,如學海書局、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中華圖書館、大東書局、美商美華圖書公司等，也紛紛刊售大量的催眠術書籍。以催眠術、靈魂、精神、心靈等題材的書籍、期刊、講義在坊間極為熱銷,見表7。同時,以催眠術為題材的小說，也成為當時文學領域中的一個熱門現象。如科學小說《新法螺先生譚》、《秘密室》，言情小說《電術奇談》，偵探小說《催眠術》，短篇小說《催眠術》、《文明賊》等。 ([7],57頁)這些活動都進一步擴大了催眠術的社會影響。

　　靈學活動熱潮大約在1917-1920年左右達到高峰階段。當國民政府於1928年在形式上統一中國後,下達並執行了幾次反對和製止迷信活動的禁令[47!50] ,借助催眠術的靈學活動熱潮才逐漸走向衰落。

7.結語

　　中國靈學家打著｢科學｣和｢救國｣的旗號,採取｢學會｣或｢學校｣的組織形式，通過｢函授｣的方式，深入城鄉和海外地區，進行催眠術教授、｢理化實驗｣、治療等活動([8],108頁)。同時，他們還利用公共場所和新興的傳播媒體，開展催眠術表演和宣傳活動。靈學家們開展的催眠術活動，得到了不少民眾的支持。

　　然而，催眠術的借用並不能使靈學成為真科學。首先，儘管靈學家們設置了較低的入學門檻，聲稱人人只要堅定信念,都可學會使用催眠術，然而，事實上，正確學習和實施催眠術看似簡單，其實需要施術者必須具有敏銳的觀察力、較強的語言溝通能力，以及紮實深厚的知識儲備和一定的天分。這些內容在其講義和招生簡章中卻都未曾提及。其次，他們所進行的｢催眠術實驗｣，也無法與真正的科學實驗相提並論。除了強調虔誠和信仰以外，他們既沒交代具體的實驗時間、實驗設備、實驗條件和實驗器具,也沒說明實驗過程和手段是否完全公開。實驗結果能否多次重複與檢驗，更無從知曉。第三，任何醫療技術在治療疾病時都不是萬能的，都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催眠術及其功效卻被靈學家誇大，治病種類似乎無所不包，甚至可以完全代替醫藥療效。

　　另一方面，靈學家們將科學僅僅當作一種物質文明，把科學當作只是用來維持生計、改善人們物質生活的手段。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成為他們向科學挑戰的根據。｢最近物質的遺毒，一天甚比過一天，至歐洲大戰的時候,已暴露殆盡｣[51]，許多人認為這次戰爭是機械論戰勝精神價值的後果，科學被認為應該對這種沒有價值觀念的機械世界觀負責，並被譴責為造成了創傷和流血。科學不僅｢在歐美用於機械和殺人｣，而且它也是｢釀成此次之大戰爭｣的原因。 [52]

　　｢五四｣運動前後，科學在國內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整個社會處於對科學｢幾乎一致崇信｣的狀況。在這種環境中，科學自身將遭到被符號化的可能。｢人們總要把他們認定的那些文化意義看作是科學的屬性，從而淹沒了科學本來的屬性｣ [53]，其結果是更多的借了科學外衣的個人、名詞或機構都被盲目賦予權威的地位，從而在社會中爭奪話語權。而中國靈學家們在推廣催眠術活動之時，催眠術也變成了一種扭曲的科學工具。

　　靈學給人的感覺，是藉助科學而又補充主流科學、理解心靈與肉體的一種樣式或努力。這樣的努力要藉用科學又要反對科學，時而強調自己是科學，時而又宣稱是要超越科學。這與半個世紀之後在台灣出現的試圖整合科學與巫術、心靈與世界的｢生命學｣[54] 有異曲同工之處。二者都試圖把科學與巫術調和起來。這在當今世界顯然已經不是一條可繼續前行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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