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是容易被濫用的兩大類藥物。早在二次大戰之前，各國政府都知道要管制麻醉藥品。但直到1971年，聯合國才制定了《精神藥物公約》來管制精神藥品的貿易，為時已晚。而且，各國政府只關注高成癮性，高娛樂性的精神藥物：古柯鹼、安非他命、LSD、大麻等。
事實上，精神科門診每天在施用的一線用藥，才是長年危害民眾人身財產安全的絕命藥。安眠藥、抗焦慮劑、抗憂鬱劑，這三種藥物，造就了這一場以性侵害為核心的災難性風暴，並且癱瘓了醫藥界，新聞媒體，司法體系，以及立法和行政機關。螢光幕前的女星、女模、女主播，是這場性侵害風暴當中，最受矚目的狩獵對象，和最具商業價值的受害者。
安眠藥的藥效是產生｢恍惚｣，而不是｢睡眠｣。所謂的副作用：夢遊、失憶，其實是人在恍惚時的必然表現，睡眠反倒是安眠藥無法掌握的副作用。睡眠障礙的類型不只一種，安眠藥只適用於入睡困難的患者。我們每天晚上睡覺時，躺在床上閉眼放鬆到進入無意識的過程，是在進入恍惚狀態，此時在不受到外界干擾的情況下，大腦調節身體生理機能的主控權，會從清醒中樞切換到睡眠中樞，身體隨之呈現睡眠狀態。台灣民眾對安眠藥的認識，誤解很深，甚至它原本的名稱並不是｢安眠藥｣。
人類｢恍惚｣的生理現象，預定了這場災難。人在恍惚狀態下，除了不會產生新的記憶，原本的大腦記憶也有可能遭到他人竄改。19世紀末葉，歐洲醫界借用恍惚現象來實施心理治療。催眠術，是當時醫界誘發恍惚的工具。心理治療過程中，醫生對著催眠恍惚的個案唸唸有詞，稱為｢催眠後暗示｣，其治療效果可以持續數日到數週的時間。｢催眠後暗示｣後來成為催眠師在舞台上的表演秀，以及歹徒的犯罪手段。
精神科醫師、心理治療師等，心理健康專家們的大腦記憶，同樣面臨遭人竄改的考驗。1904年，德國拜耳藥廠開始販售巴比妥類藥物，主治神經性失眠，這是第一代安眠藥。以催眠術或巴比妥實施｢催眠後暗示｣，受術者的身體反應會呈現不完全清醒的狀態，容易被發現。
1960年代，地西泮（Diazepam）此類藥劑問世之後，技術面障礙因此獲得解決，有心人士要｢調整｣精神科醫師們記得的專業知識，只剩下時間問題而已。1980年，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了第三版的精神疾病診斷手冊DSM-3，徹底推翻了19世紀以來，精神疾病分類和診斷準則的定義方式，此舉宣告了美國醫界的精神科教授們，早已精神失常。而今，醫藥界對於憂鬱症和抗憂鬱劑的說法，根本違反神經學和藥效學的基本學理，這也顯示出，全球醫藥界目前剩下二種人，下藥的，或是吃藥的人。
自1960年代以來，新聞媒體，司法體系，以及立法和行政機關，同樣面臨醫藥界的處境。
抗憂鬱劑在這場｢催眠後暗示｣形成的災難性風暴，發揮了掩飾災情的作用。受害者在遭到｢催眠後暗示｣控制下，真實人格並未消失，而是和意識失去連結。受害者大腦對應真實人格的神經元群組，仍然有機會引發相關的身體反應，此時，受害者會表現出憂鬱、恐慌、焦慮、憤怒等負面情緒，卻完全想不起來為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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