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9日 星期五

【催眠藥】<四、拜耳藥品在中國>,《阿斯匹靈在中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2008年3月

1920年代,來自德國的西藥廠,拜耳顏料廠及其主要對手赫斯脫公司,在中華民國展開了商業競爭活動,也帶動了華商藥房的參與。德國拜耳,以及華商藥房(廠)和新藥業公會,除了在報章雜誌刊登廣告,也刊行出版品來推銷西藥。到了1928年,蔣介石完成北伐之後,上海社會商業復甦,並且日漸熱絡,「安眠片」一詞開始流傳開來。1935年3月8日,阮玲玉服食大量「安眠片」自殺身亡,她是第一個服用「催眠藥」自殺的中國女星。1950年代之前,巴比妥類藥物(催眠藥),是治療神經性失眠的唯一藥物。


論文:《阿斯匹靈在中國 --- 民國時期中國新藥業與德國拜耳藥廠間的商標爭訟》
作者:張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2008年3月


四、拜耳藥品在中國

  早在十九世紀末,德國顏料廠便透過在華洋行推銷染料,幾個大廠都有特定的德商洋行作為代理。例如,巴斯夫公司(BASF)的產品,由愛禮司洋行(Ehlers & Co. ,A.)負責;愛克發公司(Agfa)的產品,由禮和洋行(Carlowitz & Co.)運銷;赫斯脫公司的產品,由謙信洋行(China Export-Import & Bank Co.)經理;拜耳的出品,則由雅利洋行(Hackmack & Co.)代銷等。一次大戰之前,德商在中國的顏料市場已取得絕對優勢。不過,德國顏料進入中國的時間雖早,但重心一直放在染料上,進口藥品的種類卻有限。一直要到大戰結束後,德國失去歐美市場,各大顏料廠才決心朝亞洲、中南美洲等地發展,其中最為積極的首推拜耳顏料廠及其主要對手赫斯脫公司。

  戰後德商捲土重來,並且取法先前在歐美的推銷經驗,全力爭取醫療人員的支持。1923年,率先返華的謙信洋行,首先將赫斯脫的藥品說明書,全數請人譯成中文,彙集成一本厚厚的《德國獅牌良藥》,並針對天津、上海、廣東、香港等地的醫院、藥房及醫療人員,進行分送。書中一開始便是一張該公司法普唯耳坑(Farbwerke)廠的全覽圖,該廠位於法蘭克福附近,佔地廣闊、臨河而立、廠房密布,一旁美因河上輪船往來,一開始就給人一種高度工業化的震懾之感,然後才一一列出六十種左右的處方藥。每一種藥品,均附有照片,然後就其成分、形狀、功用、劑量、主治、包裝等,一一說明。依功效類別,可大致區分為麻醉、止痛、關節炎、哮喘、白濁、癆症、止血、安眠、刀創、血清、疫苗等各大類。基本上,一般醫生可能遇到的疾病,均大致囊括;加上其中提供的豐富藥物知識,足供一般醫藥專門學校作為藥物教學課本,所以初版5,000冊,很快便被索取一空;二年後再版,1926年三版,此時該書的厚度,連本文帶附錄,已多達327頁。

  謙信洋行刊行此書的目的,自然在向醫界推銷「獅牌良藥」,所以該書初版序言即言:「諸大醫生......如能即此一書,詳加研究,則對於獅牌各藥,皆能得其正當用法,執藥臨病,必有躊躇滿志之樂。」不過,該書更重要的使命,還在於培養醫師對獅牌的忠誠度,所以該行特別呼籲:「並望各大醫生、各大醫院處方之際,或定藥之時,寫洋文藥名者,必註明HoechstM. L. B.,寫中文藥名者,必註明謙信字樣,以絕影射。」原來,赫斯脫公司的藥品雖好,但與其他德國藥廠的產品其實有不少雷同之處。譬如:該行的頭痛片「阿濕去耳」(Acety-Salicylic Acid 'Hoechst'),其實與阿司匹靈的成分相同,都是醋柳酸,必須讓醫師開立處方時,予以註明,生意才會落入赫斯脫手中。

  《德國獅牌良藥》甫出版,次年拜耳便如法炮製,聘請中德醫藥專家數十人,翻譯、編輯了一本《拜耳良藥》。該書採取和《獅牌良藥》相似的策略,翻開該書,首先映入眼簾的也是拜耳位於勒佛可森的總廠,論面積、規模,均可與法普唯耳坑廠分庭抗禮,以此換取讀者對其製藥能力的信心。然後列出39種處方藥,各就其性質、功用、治症、服法,詳細說明。拜耳的藥品數量雖不及赫斯脫,但它採取了一項新手法,是赫斯脫所不及的,即請到「德醫」黃勝白(1889-1982)為其審訂並作序。黃勝白實為上海同濟大學訓練出來的醫師,由於同濟大學的前身為1907年所創立的「同濟德文醫學堂」(German Medical College),該校草創時期的所有醫療器械、教學書籍,乃至教學團隊均來自德國,此後也一直維持德式的教育系統。所以同濟畢業生名銜均冠以「德醫」二字,以此自豪。有醫師作代言人,拜耳顯然較赫斯脫公司更勝一籌。

  黃勝白本人1914年始從同濟醫科畢業,1919年即在上海創辦同德醫學專門學校,該校即為同德醫學院的前身。黃勝白對藥學以及教育的興趣,似乎比行醫還來得深厚,在創辦同德醫學專門學校的同時,他也創辦了《同德醫藥雜誌》(後改名為《醫藥學》),晚年更對《本草綱目》進行系統性的研究。他於1924年開始為拜耳藥廠擔任審訂,此後便成為該廠的固定代言人;19291943年間,並同時擔任拜耳的通信翻譯。黃勝白之所以願意以醫師的身分為藥廠背書,動機似乎不僅是「德醫」對德國的感情,也不僅限於對額外金錢收入的興趣。他很早便指出新藥開發耗日費時,因此其主導權由大學實驗室移向大規模藥廠,已成必然之勢;而拜耳正是德國的重要藥廠,有機會為拜耳藥品擔任審訂,讓正在萌芽的中國醫界,可以同步跟上德國藥品的發展,對他而言,其實可稱得上是一種學術服務。他在《拜耳良藥》一書序中,說道:「余詳觀所敘述,無一不根據最新學理,醫家得此一編,不獨能盡明諸藥之作用,兼能達近代醫藥學之真銓,誠有功醫林之佳製也。」

  拜耳與謙信雖在19231924年間相繼發行藥品目錄,爭奪處方藥的市場,但這場爭奪戰很快便在1925年左右偃兵息鼓。為避免再全球顏料乃至藥品市場上惡性競爭,該年,德國八家主要顏料廠決定在小「法本」的基礎上,彼此合併,成立正式的「法本」公司(IG Farben AG),即所謂的大「法本」,中國方面稱之為「大德顏料廠」。新成立的法本集團組織嚴密,各公司交出股份,由原來的巴斯夫公司擔任控股,總部設於法蘭克福。

  為配合德國方面的變化,法本公司隨即在華成立相對應的「德孚洋行」(Deutsche Farben Handelsgesellschaft (Waibel & Co.)),負責在華銷售所有法本集團所產的顏料,並負責法本集團在華所有商標事宜。在藥品方面,各顏料廠的產品先由謙信洋行代理,1935年又成立拜耳無限公司(Bayer Pharma Co.),聯合所有代理洋行,統一進行銷售。剛開始各廠還保留自己的商標,到了1937年左右,所有法本集團藥品,均冠上拜耳十字。該年,拜耳藥廠在華發行的《拜耳新藥大全》,厚達486頁,內含藥品170種,除法本集團的藥品之外,還加入新併入的貝靈血清廠(Behring-werke)。經過一番整併,拜耳的規模大幅擴張,正式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藥廠。黃勝白再度為《拜耳新藥大全》作序,他在序言中明白指出:「拜耳大藥廠......羅致世界頭等學者,研究於自有最大規模之研究室中。凡所發明,均足開醫學之新紀元,而左右醫藥學之進化,新編所載,在在可以推新學理之推進,已不可概以等閒藥錄視之矣。」

  拜耳不僅針對醫藥人員發行藥品目錄,自1927年起,也開始撿選若干處方藥,當作成藥,對一般大眾進行促銷,其中尤以阿司匹靈藥片為主力,當時稱為「藥餅」。其促銷手法有二:一在報章雜誌上刊登廣告,二為刊行衛生保健書籍。前者主要刊於《申報》、《新聞報》及《婦女雜誌》等報刊。和當時韋廉士、兜安氏,乃至中法、五洲等藥房相比,拜耳廣告的版面不大、數量有限,用詞也頗節制,但將拜耳與阿司匹靈二詞緊緊相連。例如,19272月的一則阿司匹靈廣告,畫中一老者低頭捶肩,上書大字「拜耳阿司匹靈藥餅」,上下再以小字寫道:「德國製造,注意新增二片包」(參見圖一,1927210日,第13版)。19291月在《婦女雜誌》的一則廣告,則進一步採取西洋繪畫的透視法,前方為一長衫男子,欲向前狂奔,但腰間有一繩,被遠方龍頭蛇身的的怪物扯住,男子曲背作痛苦狀,圖像右上方為一巨大的拜耳十字商標,下書「腰背疼痛」四字,左上方再以較小字體,簡單陳述:「德國拜耳阿司匹靈,專治腰背疼痛、頭痛、牙痛、傷風、寒熱等症,靈效無比」。(參見圖二,卷15119291月,廣告頁)

  拜耳一方面針對一般大眾在報章雜誌上刊登廣告,一方面針對都市中產家庭,刊行衛生保健書籍。1927年前後,拜耳首先刊行一本名為《家庭醫藥顧問》的小冊子,厚達55頁,該書在初版序中即言明:「此書專備家庭之中,小小病痛,無醫自療者而設也。」又說:「平時若留心瀏覽,......猝遇昏夜之際、行旅之時,驟攖疾痛,不及延醫,亦可如法自療,兼可救人濟世。」由於目的為家庭手冊,所以該書依各種常見症狀,如感冒、咳嗽、喉嚨痛、痛風、胃口不開、腹瀉、失眠等,逐一分類,詳細說明各種疾病的成因、病理、症象、治療方法、藥物之選擇等,語氣循循善誘,文字淺顯易懂。據說初印萬冊,繼而追印20萬冊,不及數月,皆函索一空。只是除了常見症狀,還有一些不屬於「小病小痛」的疾病,如肺癆、婦人病、小便混濁、陽痿不舉、楊梅瘡毒等。文中所建議各藥,自然均為拜耳出品,而阿司匹靈顯然為其主打藥品,不僅在講論感冒、痛風、發熱、風濕等症時,大力推薦阿司匹靈,四章夾頁廣告中,也有三張視這個「居家旅行皆須常備」的寶藥。

  1939年左右,拜耳再接再厲,發行另一本衛生保健書籍《家醫》,這次由黃勝白親自執筆,厚度也擴增為175頁。和十二年前的《家庭醫藥顧問》相比,,此書內容更偏向醫藥衛生,文中主要談論營養、消化、傳染、血液、內分泌、兩性、保育等主題,並附有相關圖表,藥品與症狀的篇幅則被大幅壓縮。顯然此書的定位不僅是「中國人及中國家庭的醫藥衛生顧問」,也是「新時代人們的常識寶庫」。此時,日本侵華已經全面展開,黃勝白由原先的浙江省衛生實驗處處長等職,轉而避居上海錢家巷,在上海的之江大學、聖約翰大學講授中國音韻學與德文。時局的不安,更凸顯醫藥與民族存亡間的關係。黃勝白在序言中明言他的關懷:「中國人的醫藥衛生學,原是最先進的,可是現在的中華民族,經濟力太差,智識又退化,科學不發達,大多數的人都在牛馬豬狗生活中掙扎著,......中國人要得不窮,先得不弱;要得不弱,先得不病;要得不病,先要多留心點科學的醫藥衛生常識。這就是我寫這個小冊《家醫》的目的。」雖然此書的商業性質大為減低,但推銷拜耳藥品的目的則一,例如在論及傷風的部份,文中便說:「多數人用阿司匹靈片攔頭控制最有效驗。用真正拜耳廠的阿司匹靈』片,只需服半片,服後即蓋被安眠,往往一服見效。

  由於拜耳的大力推銷,阿司匹靈不只聞名於醫界,也盛行於病家。到了1930年代,報上的社會新聞中,已可看到此藥的身影。193411月,上海《晶報》刊出一則公案,提到某君乘火車到外埠去,因為行前略微有些發熱,又怕鄉下沒有藥房,他的夫人就給他包了三、四片阿司匹靈,放在皮夾裡,以為預防。不料到了該地,被車站的檢查人員搜出,懷疑是嗎啡或海洛英。19353月,《晶報》又刊出杜月笙弟子錢培榮的大姨子因頭痛不止,連服8片阿司匹靈,以致中毒的消息。該文並言:「謙信洋行經理之拜耳阿司匹靈,流行甚廣,頭痛或需發汗者,每喜用之。」

…(省略)

  由上可知,阿司匹靈不僅以藥片的形式流行於市面,還以藥粉的形式通行於中醫界;其使用方法,也不限於清水吞服。而且,儘管拜耳大力強調「阿司匹靈」四字,該藥顯然還有其他的同音譯名,張錫純用的是「阿斯必林」與「阿斯匹靈」;1930年南京衛生部所編印的《中華藥典》,其附錄別名表中列的則是「阿司匹林」。此外,拜耳的出版品也不是唯一介紹「阿司匹靈」的書籍,根據後來全國新藥業公會提出的證物,19201930年代中國發行的醫藥書籍,包括《耳鼻咽喉論》、《近世內科全書》、《醫學常識》、《西藥精華》、《賀氏療學》、《歐氏內科學》等23種,均論及此藥。這種多線交叉進行的傳播方式,正為上海藥房仿造阿司匹靈,提供了一個理直氣壯的背景。





【催眠藥】<五、仿造阿司匹靈>,《阿斯匹靈在中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2008年3月

1920年代,上海華商藥房仿造西藥的能力,已達國際水準,甚至銷往東南亞,使得德國拜耳公司必須經由法律途徑維護西藥的利益。阿司匹靈,是當時國際社會最熱銷的感冒藥,甚至是治百病的萬靈藥。19296月,拜耳在新加坡與印尼泗水兩地的代理商分別來函,表示當地出現仿冒,經查均來自中國,一為上海中西大藥房出品的「阿是必靈」,另一則是上海北四川路寰球藥品公司的28粒裝阿司匹靈"Wodow"藥品。


論文:《阿斯匹靈在中國 --- 民國時期中國新藥業與德國拜耳藥廠間的商標爭訟》
作者:張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2008年3月


五、仿造阿司匹靈

  拜耳的所有藥品,無論處方藥或成藥,均靠藥房代為銷售。眼見阿司匹靈售價高昂、深入人心,加以醋柳酸取得容易,各華商藥房便毫不客氣地予以仿造,大批購入,自行壓製。不僅如此,一些規模較大的藥房甚至利用其銷售網絡,將產品遠銷至東南亞,與拜耳爭奪市場。19296月,拜耳在新加坡與印尼泗水兩地的代理商分別來函,表示當地出現仿冒,經查均來自中國,一為上海中西大藥房出品的「阿是必靈」,另一則是上海北四川路寰球藥品公司的28粒裝阿司匹靈"Wodow"藥品。兩大代理商因此要求負責拜耳在華商標事務的德孚洋行,儘快為阿司匹靈的中、西字樣取得商標專用,以便中國政府的力量,予以取締。

  本來,累積多年打擊仿冒之經驗,拜耳每到一地,均竭盡所能地利用該國法律,或為其商標申請專用,或為其藥品申請專利,以為保障。中國早在清末即頒有《商標註冊試辦章程》二十八條,而申請專利所需的專利法卻遲至19445月,方始公佈,商標註冊乃成為拜耳保護其在華權益的唯一管道。不過,中國商標法的制訂也是一波三折,以致拜耳遲遲未能為其藥品建立完整的保護網。

  原來,中國本無商標法,該項法律的出現實為列強角力的結果。十九世紀末,外商大量進入中國後,隨著商品銷售的日見進展,洋行對商標保護的需要業愈來愈殷切,各洋行乃不斷向其本國外交官陳請,促請其向清廷施壓設立專署,制訂辦法,以求保障。是以1902年,中、英兩國簽訂《續議通商行船條約》時,即已出現有關中國訂立保護商標辦法之議;兩年後,新成立的商部在列強的敦促下,曾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Sir Robert Hart)代擬《商標註冊試辦章程》二十八條。不料該章程頒布後,各國因利害關係不同,不僅英國公使不盡滿意,要求修改,德、奧、意、比等國公使亦紛紛請求慎重立法。在此情形下,商部乃決定延期成立商標註冊局,僅以津海關與江海關兩關作為商標掛號分局,讓洋行可以暫時掛號,以為權宜。此後,又因人事、時局、歐戰登原因,修訂商標法規一事幾經擱置。直至1923年春,北京農商部始參酌英國公使及社會各界人士意見,訂定《商標法》四十四條,並正式成立商標局。1927年國民政府建立,全國商標行政統一,復於19305月通過修訂《商標法》四十條,從此開始中國商標行政的歷程。

  中國商標法的制訂本由外商所推動,開始時華商對於商標權所知有限,少有申請註冊,但歷經二十多年的變遷,情是逐漸改觀。到了1931年,錢永源再編纂《商標彙編》時便指出:「當時中、外商人取得商標專用者,已達一萬五千餘件,其中以洋行佔多數,但華商亦有四分之一之多,較之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在各行各業中,藥商顯然是最早體會到商標重要性的廠商,不僅上海各大藥房、藥廠紛紛為其各式品牌註冊;1936年,中法藥房經理許曉初更將業經註冊的中、外藥品商標,一一彙集,分期刊載於《新藥月報》,供全國新藥聯合會會員參考。許曉初在其前言中指出:「現在行銷市場中之藥品,以舶來品為多,吾人往往以經受已久,慣呼其名,致誤認為普通使用之名稱,而自由援用之者,因之發生種種糾葛,年來已數見不鮮,......為引起同業尊重他人之商標專用權起見」,特製作此表,供同業查考。

  許曉初並不是新藥界中唯一對商標法有研究者,新亞化學製藥廠總經理許冠群(許超)更被公認為是商標理論的專家。當時上海各廠商有關公司登記或商標註冊等事宜,不是委託律師、便是委託會計師辦理,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會計師出身的許冠群對商標註冊程序頗為嫻熟,對商標理論也頗有見解,他不僅經常在報章雜誌上著文闡釋己見,並於1940年與李寰平合作出版《商標法之理論與實際》一書,該書是中國較早的一本專業理論書籍。除許曉初、許冠群之外,中西大藥房總經理周邦俊也因商標問題,與拜耳有多次交手經驗。這些新藥界的領導人不僅留心商標法規,以免觸法;同時,他們也試圖反向利用此法律,與外商進行對抗,因此到了國民政府時期,商標法已由原先列強角力的場域,一變而成華商與外商競逐的依據。




【催眠藥】<二、西藥房與上海新藥業公會的出現>,《阿斯匹靈在中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2008年3月

  早在十九世紀末,上海便出現華商藥房,但無論數量或規模等方面,其實仍十分有限,西藥真正成為重要產業還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而一次大戰實為轉折關鍵。1920年代,以上海華商藥房為主體的西藥行業,經由仿造和販賣西藥,匯集了相當的商業規模。1927326日,蔣總司令到滬,眼見再不成立公會,時機將逝。黃楚九等乃不顧五洲藥房態度,同日逕自成立上海新藥業公會,隨即選派黃楚九(中法藥房)、唐乃安(中英藥房)、張顯達(華英藥房)、范和甫(大陸藥房)四人為出席代表,加入新成立的「上海商業聯合會」,以代表業界與新政權對話。從此開始上海新藥業公會與各方週旋的生涯。


作者:張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來源:《阿斯匹靈在中國 --- 民國時期中國新藥業與德國拜耳藥廠間的商標爭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2008年3月
網址:http://www.mh.sinica.edu.tw/MHDocument/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Detail_419.pdf


二、西藥房與上海新藥業公會的出現

十九世紀下半葉,隨著外人大量來華,西藥開始經由兩個途徑進入中國:一是透過醫療傳教士在沿海及內陸施醫捨藥;二是透過外國醫士再通商口岸行醫。隨著傳教據點的擴大,以及通商口岸僑民人數的日增,醫療設施開始從醫館擴展成醫院,繼外商藥房之後,進一步出現華商藥房。一般認為,上海最早開設的外商藥房為1850年的大英醫院(British Dispensary),接著則有1853年的老德記藥房、1860年的屈臣氏藥房,以及1866年的科發藥房等。至於藥品的來源,初期多半仰賴往來的軍艦供應,隨著需求日殷,後來才由藥房或洋行直接向外訂貨。

由於西藥治療便利、效力準確,到了十九世紀末,華人接受西醫、西藥的情況逐漸普遍,不僅外商藥房如大英醫院、老德記藥房、屈臣氏藥房、科發藥房的業務相繼擴大,主要顧客群也由西人擴及華人。此時,華商也因覺察西藥效速利厚,因而相繼投入。1890年前後,華商藥房降成立,為了標榜自己不同於傳統藥鋪,名稱上捨棄「同仁」、「慶餘」、「頌芬」等帶有深厚文化意涵的名稱,改而選用語傳統中國關係薄弱,卻提供無限想像空間的「中西」、「華英」、「中法」、「中英」、「五洲」等稱謂。在地理分析上,由於外商藥房多分布在舊英租界商業最繁盛的大馬路東首(即今日南京路靠近外灘處),華商藥房成立後,便也逐漸朝此一地區聚集,特別是四馬路(今福州路)、三馬路(今漢口路)、北京路、河南路一帶,使藥房與租界、西方等概念緊密相連。至於這些早期藥房創辦人,根據《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的分析,他們或曾服務於外商藥房或洋行西藥部,或者本身便據中醫的背景。例如,一般被認為中國人開設藥房之篙矢的中西藥房(1888年創立)創辦人顧松泉,原為大英醫院藥房執事;華英藥房(1889)創辦人莊凌晨(一說莊菱仁)亦出身大英醫院,與顧松泉乃係同事,同時又曾任老德記藥房買辦多年;中法藥房(1890)創辦人黃楚九,則為家傳中醫,專治眼科。至於中英藥房(1894),雖然其創辦人李厚桂是郵政局的高級職員,合夥人也與外商藥房無關,但該藥房聘請杭州仁濟醫院的藥師謝瑞卿(雅堂)擔任配方工作;謝瑞卿又與商務印書館夏粹芳及中法藥房總經理黃楚九合夥,於1907年另外開設了五洲藥房。

這些藥房剛開始資本均非常有限,為求累積資本,多半從製銷成藥著手。而當時利潤最厚者,首推戒煙藥。原來自林則徐勸戒鴉片後,不少醫家各據良方,製造膏丹丸散之類的戒煙藥,並託言原方出自林文忠公(林則徐)或佐文襄公(左宗棠),但內容多含煙灰土皮等物,只能緩解,不能斷癮。外商藥房遂自倫敦等地進口戒煙藥粉出售,內含嗎啡等替代性成分,有助抑制煙癮;服法則依照煙癮大小,逐日遞減,以求斷根,銷量頗佳。華商藥房成立後,遂依法製銷,例如:中西有「無雙戒煙梅花參片」,中法有「天然戒煙丸」,五洲有「甘露戒煙丸」,中英有「乃安戒煙藥片」等。

  除了戒煙藥之外,華商藥房還仿效外商藥房調製一些「家用成藥」,來幫助初始資金的累積。內容不外化痰止咳、刀傷止血、防疫止瀉、白濁止淋等;藥方不是抄自大英醫院,就是抄自老德記藥房。其中較具生意頭腦的藥商,還針對中國人崇洋心理,將藥名洋化,以增添其吸引力。例如,1905年中法藥房推出的「艾羅補腦汁」,處方得自藥師吳坤榮,原為普通含有磷質的安神健腦滋補劑,但藥房負責人黃楚九親自為之命名,並仿造西式玻璃藥瓶,在瓶外貼上Dr T. C. Yale的商標,附以英文說明,果然成為該藥房的招牌成藥。又如五洲藥房的發跡藥「人造自來血」,實有機鐵質補血劑,處方為前述杭州仁濟醫院藥師謝瑞卿所創。該藥最初名稱也是洋味十足,一開始以英文Blood的譯音,命名為「博羅德補血聖藥」,並偽稱英國皇家醫生處方,後來發現「博羅德」三字太過拗口,才改稱好讀易懂的「人造自來血」。

  雖然早在十九世紀末,上海便出現華商藥房,但無論數量或規模等方面,其實仍十分有限,西藥真正成為重要產業還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而一次大戰實為轉折關鍵。首先,在資金方面,德國原為西藥重要生產國家,戰前層供應各藥房西藥原料與處方藥;歐戰爆發後,德國來源斷絕,這些藥品價格暴升,凡囤有存貨的華商藥房,均因此大發利市,趁此累積了相當資金。在市場方面,隨著戰事日趨激烈,英美成藥來華數量大幅滑落,華商自製的成藥,銷路因此大有起色,如五洲藥房的「人造自來血」、中法藥房的「艾羅補腦汁」、羅威藥房的「紅血輪」(一種魚肝油補血藥),以及中法藥房的「九造真正血」等,都在此時打開了銷路。

  上海西藥業在戰時的擴張還反映在藥房數量與進口比重兩方面。在利多的誘因之下,不少藥房趁機興起,數量從戰前的29家,到一戰末期徒增至77家。戰爭結束後,雖一度暴跌至46家,但1920年又復增至86家。整體而言,西藥業的規模教戰前大為擴大。同時,整個中國西藥產業的重心,也在此時出現轉移的現象。一次大戰以前,上海在全國進口藥品的比重,始終略遜廣洲一籌;但一次大戰期間,隨著迅速的工業化,上海進口西藥的比重逐步攀升,廣州的比重則相對下降。到了1919年,上海已躍升為全中國西藥最大進口港,佔全國進口比重的20.03%;廣州則跌至第二,僅佔7.35%。此後,上海在全國進口西藥比重迭有增加,到19321936年間,更高達73.65%,從此確立全國西藥龍頭老大的地位。

  在此背景下,幾家大型藥房趁機奠定堅實的基礎。並且逐漸在1920年代,演化成兩大集團;一是以黃楚九為首的中法集團,一是以項松茂為首的五洲集團。這兩人雖同為藥業先驅,但對企業的經營方向卻頗有分歧。黃楚九把重心放在成藥,首重銷售;項松茂則逐步將重心移至西藥原料,偏重製藥。黃楚九擅長宣傳,不斷在廣告上推陳出新;項松茂則擅長組織,五洲支店分布全國各地。不僅如此,在西藥業發展扮演重要關鍵的同業公會方面,1927年黃楚九與項松茂也曾一度出現歧異。


  早在一次大戰期間,華商藥房便曾倡議組織西藥公會,但後來不了了之。到了1927年春,眼見革命軍北伐勢如破竹,新政權入主上海迫在眉睫,合組公會的必要性再度大增。黃楚九認為唯有組成公會,才能保護業界權益。遂於該年29日召集同業二十餘家,於一支香西菜社開茶話會,商議重行恢復公會之事,眾皆贊同,唯有項松茂對於章程持不同意見,但因寡不敵眾,未獲實施。此後,五洲便採取不合作態度,僅讓其旁支機構太和藥房加入,本身則置身度外,直至19293月,才再以原發起人的身分入會。

  業界實力最強的五洲藥房不肯合作,黃楚九並不氣餒,兩天後(即1927211日)又召開第二次籌備會,此時對同業公會的名稱坐了一重大決定。黃楚九指出各大藥房近年來所售之藥品,間有中藥原料與東藥名詞夾雜其中,「西藥」兩字其實已不能包括完全;何況內政部已將「西醫」,改為「新醫」,則「西藥」亦應改為「新藥」。在此情況下,他主張將原來的「西藥公會」,改為「新藥公會」,以包括一切,結果獲得多數通過。1927326日,蔣總司令到滬,眼見再不成立公會,時機將逝。黃楚九等乃不顧五洲藥房態度,同日逕自成立上海新藥業公會,隨即選派黃楚九(中法藥房)、唐乃安(中英藥房)、張顯達(華英藥房)、范和甫(大陸藥房)四人為出席代表,加入新成立的「上海商業聯合會」,以代表業界與新政權對話。從此開始上海新藥業公會與各方週旋的生涯。

  從「西藥」到「新藥」看似一念之間,其實與民初以來日益興起的民族主義,以及中、西醫之間的競爭有關。根據專研中、西醫論爭的學者趙洪鈞的說法,本來清末中國醫界並無明顯的中、西醫分界,但進入民國之後,中、西醫開始壁壘分明。主要原因在於受過正規西方醫學訓練的中國人數量日益增多,他們或許留學德、英、日等國,或者出身國內英美教會所辦的醫校,這些人自尊自重,專業信念極強。1915年,他們脫離上海的西方醫師團體「博醫會」,另組成「中華醫學會」,並出版《中華醫學雜誌》,開始在維持醫師專業、引進近代科學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中華醫學會成員不見得都對中醫持抨擊態度,但有一些成員或出於科學動機、或出於本身對專業的驕傲,開始試圖推動醫學革命,希望改革或廢止中醫,其中又以出身日本大阪醫科大學的余雲岫,最為積極。1917年,他首先出版《靈素商兌》一書,指出中醫不合科學。1927年又聯合甫從德國醫科大學畢業的胡定安,以及胡的同學葉筠壽,在上海創設《社會醫報》,主張中醫必須科學化,應以解剖學、生理學、物理化學以及藥理等為基礎,循科學途徑,來進行病理瞭解與診斷。到了1929年,中、西醫之間的衝突到達頂峰,該年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與會委員多為國外受訓醫師,對中醫本就抱持不信任態度,胡定安、余雲岫、汪企張連署提議廢止中醫進入教育系統,竟獲全體委員一致通過,轉呈教育部準備執行,結果引發軒然大波。此事來雖然未付諸實行,但此後中、西醫勢如水火,請願、論戰,幾無寧日,直至抗戰爆發,才稍止歇。

  上海為西醫集中之地,黃楚九不可能不知道「正名」在這場論戰的重要性。經過現代化訓練的醫師,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多半不願人家稱他作「西醫」,同時也為了與其他學徒出身、土法煉鋼的西醫有別,他們多自稱「醫師」或「新醫」,以示自重;而在一切公私文書中,稱中醫為「舊醫」,暗指為舊有醫術,終將淘汰。而中醫則自稱「國醫」,表示其為中國固有的國家醫術,以為反擊。

  新藥業公會在這場論戰中,沒有聲音,但從其名稱的選擇,可以看出其意向。事實上,醫師在專業化的過程中,一直以新藥業為盟友。不僅多位醫師常期擔任藥房、藥廠的董事;醫界方面的態度也反應在19363月《新藥月報》創刊號的卷前題詞上。中華醫學會首任會長顏福慶的題詞是「新醫與新藥乃如輔車之相依」,現任會長劉瑞恆的是「紹介新知」,另一位主張廢除中醫的健將汪企張的題詞則更令人玩味,即「其趨一也」。

  黃楚九選擇「新藥」而非「西藥」為新成立的公會命名,看似一念之間,所帶來的影響卻十分深遠。一則,上海從此出現一個名為「新藥業」的新行業,此一用詞不斷出現在報章雜誌、公私文書,直到1950年代公私合營之後,才逐漸消失;二則,新藥業既已正名,此後在反英、反日運動中,便可名正言順地與洋行劃清界線,甚至利用「完全國貨」的口號爭取市場。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這個名稱,譬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內部有關該業的調查卷宗,便以「西藥業」為名;上海新藥業公會也不時收到致「西藥業公會」的信函。但是到了1935年底,上海新藥業公會進而聯合其他城市,共同組成全國性的「中華民國全國新藥業公會聯合會」(以下簡稱「全國新藥聯合會」);此後,每當其他省分的公會要求加入,聯合會便藉機要求其正名,將該地的「西藥業公會」易名為「新藥業公會」,使新藥業之名,由上海一隅,擴散到全國各埠。



2014年8月22日 星期五

轉載:近代上海製藥業發展的初步研究

作者:中國藥科大學本科生畢業論文
網址:http://wenku.baidu.com/view/0fe5880aba1aa8114431d932

目錄
摘要
前言
1 近代上海製藥業發展概況
1.1 西醫西藥的傳入
1.2 西藥行業在上海的發展
1.2.1 辛亥革命後到抗日戰爭前夕(1912—1936)
1.2.2 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
1.2.3 抗戰勝利後至建國前夕(1945—1949)
1.3 近代上海製藥業在國內所處的地位
2 近代上海製藥企業發展狀況
2.1 近代上海製藥企業的整體概況
2.1.1 組織結構及生產經營特點
2.1.2 民族製藥業的興起和發展
2.2 近代上海製藥業代表企業
2.2.1 五洲藥房
2.2.2 新亞藥廠
2.3 同業公會的組織、活動及其社會功能
2.3.1 公會的緣起和沿革
2.3.2 公會的運作及成效
3 近代藥學教育與科技創新的概況
3.1 近代藥學教育在上海
3.2 科技創新與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
3.3 當時中國醫藥學術團體概述
3.4 近代醫藥學書籍的出版
4 政府的角色與作用
4.1 制定相關政策的背景
4.2 若干相關政策分析
結語

摘要: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入侵使得西方藥學緊隨其來,它的傳入和普及也促進了近代製藥工業的誕生與發展。上海由於開阜等特殊的歷史背景,最先接觸到西方醫藥學,是我國近代製藥業發展的先驅。本文試圖以1912—1949這段時期著重從西藥方面展開對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的深入系統理論研究,具體包括三個階段:辛亥革命後到抗日戰爭前夕,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戰爭後至建國前夕。並通過闡明近代上海製藥業不同階段中經濟成分、進出口、發展情況、五洲和新亞等代表企業、醫藥教育、同業公會的組織及活動、醫藥書刊雜誌出版情況、政府的角色與作用、相關政策分析等內容了解近代上海製藥業的形成、發展和起伏,從而以史為鑑,以促進我國製藥業今後更好的發展。

前言
  近代製藥工業是近代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且製藥業是世界公認最具發展前景的高技術產業,其特點是高增長,高投入,高效益,高風險,國際化程度高,規模經濟明顯,外部性強,受政府嚴格管制,對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意義重大。

  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的侵略是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西方藥學也是緊隨西方列強和傳教士而來,作為一門科學技術,它為中國人民提供了一種迅速有效的治療方法,同時,它的傳入和普及促進了近代製藥工業的誕生與發展。上海作為我國近代製藥業發展的先驅,由於開阜等特殊的歷史背景,最先接觸到西方醫藥學,也是最早開設洋醫館、醫院、藥房、藥廠、西醫藥學校、民族資本藥房的地區,

  因此,有必要對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進行初步探究,分析近代上海製藥業發展中存在的優勢和不足,有助於我們更好的梳理我國近代製藥業的發展,以史為鑑,以促進我國製藥業今後更好的發展。

  上海西藥1行業是一個新興的行業,歷史不長,現行的出版物中對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進行系統研究的較少,各近代史著作中也較少提及,除上海市醫藥公司、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著的《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中就其歷史發展進行系統的專門研究;陳新謙所著的《簡記解放前上海及內地的製藥業》、 《中國近代藥學史》等論文和書籍對上海近代製藥業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側面論述外,進行系統理論剖析的較少。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本文試圖從鴉片戰爭以後至建國前夕這段時期著重從西藥方面展開對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的深入系統研究,了解近代上海製藥業的形成、發展和起伏。具體包括三個階段:辛亥革命後到抗日戰爭前夕,敘述民族製藥工業從無都有,發生髮展的情況,這一時期,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抵制外貨的愛國群眾運動,製藥工業得到較快發展,在上海製藥市場上,華商已取得了優勢;抗日戰爭時期,主要講述了在政治、經濟形勢急驟變動中,製藥工業的起伏變化,以及適應這種情況的生產和經營特點,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後,藥價不斷上漲,西藥行業開始存在投機活動,而製藥工業在進口瀕臨絕跡和市場需求下,得到了短時期的發展;抗日戰爭後至建國前夕,美貨傾銷,救濟物資和剩餘物資大量湧入,美國西藥充斥著上海市場,通貨惡性膨脹,製藥工業受到了沉重打擊,這一時期製藥業市場上走私、投機活動十分猖獗。

  本文還通過近代上海製藥企業的發展狀況來側面反映近代上海製藥業發展的軌跡,其中主要通過五洲藥房、新亞藥廠這兩個代表企業作為其縮影,具體剖析他們的創設、發展和經營情況,從橫斷面了解行業的生產經營特點;然後通過近代藥學教育、學術團體、醫藥書刊及同業公會的發展演變、政府的角色與作用、相關具體醫藥政策的分析等多方面分析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情況,了解這一時期上海製藥業發展的特點,並從中得到對當代製藥業發展的啟示。

  本文通過以下方面的探索,揭示了近代時期西方藥學傳入中國的歷史過程,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
   1. 利用歷史研究的方法,蒐集、查閱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的相關資料,系統整理了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的歷史過程和具體情況,包括建立醫院、學校、藥廠、代表企業、藥學書刊、藥學雜誌出版、同業公會組織及其活動等。
  2. 詳細查閱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相關資料,通過對​​具體文獻研究,歸納出近代上海製藥業發展的優勢和劣勢及其發展特點,為當代製藥業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3. 運用產業經濟學的知識,從官、產、學、研四個方面展開對近代上海製藥業發展的系統理論研究,研究其產業創新體系。

  最終通過上述研究多方面詳述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明確其對我國近代製藥業發展的影響,這不僅可以使我們明晰近代上海製藥業的誕生、發展與起伏,也有助於理解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現狀。


1.近代上海製藥業發展概況

  我國化學製藥工業萌芽於19世紀後期。它的出現與西醫輸入、西藥房的設立有關。 1853年,第一家西藥房英商老德記藥房在上海創立,售藥並使用機器製藥,至1889年,發展成為一個擁有12萬元資本的股份公司。 1890年,純利潤1.5萬元,僱工50名,在天津、漢口、蕪湖等地設有分店。 1866年,德商在上海創辦科發藥房,資本10萬元,僱工12名。 1909年資本74萬元,設藥水廠,僱工50名。 1886年,美商兜安氏西藥公司在天津、奉天、漢口、廣州設藥店。同年,英商屈臣氏藥房在上海、天津等地設分店(廠),售藥並製藥。

  鴉片戰爭後,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被迫開埠,外國人來上海的越來越多。至1904年僅在上海公共租界地就有11497名外國人2,主要是英美法這些國家的人民,他們中大部分都是商人,還有一些傳教士和自由職業人。西方藥品和醫療器械開始傳入,在英、美、法等國圈劃的租界內最先形成。該年,英商怡和洋行首家開始兼營西藥,而首家專營西藥的藥店則是道光三十年英商開設的大英醫院(藥房)。鴉片戰爭之後,傳教士辦醫院的重心逐漸移動到上海,上海人民起初對傳入的西藥行業並不認可,但隨著教會醫院對人民的無償救助,相信的人越來越多,這大大促進了醫院在上海的發展。隨著不平等條約的不斷簽訂,內地開放的口岸日益增多,這些條約還都允許外國自由傳教和設立醫院。從1858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上海以外有各國建立的醫院有176家,其中沿海各省佔絕大多數,1880年以後建立的有150家,佔總數的85.4%。西式醫院不斷得到發展,快速帶動了西藥的發展,人們也越來越了解西醫西藥的原理,並誕生出了許多思想先進的人去外系統學習西方醫學,西藥在中國的發展正式拉開了帷幕。

1.1 西醫西藥的傳入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把基督教帶到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近代科學和醫藥學。由於當時主要傳人的只是淺顯的解剖生理知識,而且西醫在臨床治療技術上並不優於中醫,故影響不大。西醫開始對中國醫學發生影響是在19世紀初,牛痘接種法以及西醫外科和眼科治療技術的傳入,隨著西醫傳入的擴大,近代西醫學的成就相繼引入中國,從而為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840年鴉片戰爭後,隨著西方醫學的傳入西方藥學也輸入至中國。西藥商業、西藥工業、藥物研究、藥學教育,逐漸興起、確立,並以一種新的體係而發展。

  西方醫藥學傳人我國後,最初我國人民對西醫抱著懷疑態度,對西藥不相信。以後,隨著傳教士不斷地設立醫院、診所,開辦醫學教育,西醫人數日益增多,西藥的需要量隨之增加,西藥的進口數量逐年上升,於是在國內便形成了西藥市場和西藥行業,西藥房應運而生。當時的西藥行業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的通商口岸,以後逐漸擴展至內地,西藥商業當時全部為外商所壟斷。

1.2 西藥行業在上海的發展

  19世紀中葉,西藥全部為進口,許多外國商行在我國各大商埠開設的洋行,兼營進口西藥業務。如德商孔士、美最時;英商怡和、天祥洋行;瑞商天福、汽巴洋行;法商立興、百部洋行;美商慎昌、禮來洋行;日商丸三、若林等。這些洋行經營的西藥業務雖均屬兼營,大多數在香港、上海、廣州、天津、北京等地設有經理處或分行,既供應西藥現貨,又承應訂貨業務,成為各大藥房的貨源單位。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華商藥房取得了高額戰時利潤,積累了資金,以後隨著西醫西藥逐漸在中國人民中間取得了信任,醫藥衛生事業不斷發展,藥品的需求也有了進一步增長,銷售市場也日益擴大。一些藥房注重本業和本牌產品的經營和製銷,並開始分出了獨立的民族資本製藥工業,增加了有關商品如化學試劑的經營。與此相反,一些外國藥商由於本身開支過大,此消彼長,變化很大,市場優勢逐漸為華商藥房所取代。在歐美藥商難以發展的情況下,華商藥房擴大宣傳推銷,發展分支機構,銷售網點逐漸由沿海城鎮向內地和邊遠地區。上海市區的華商藥房已由1911年的28家,發展至166家,企業的經營管理也不斷演進,整個行業已奠定了基礎。

1.2.1辛亥革命後到抗日戰爭前夕(1912—1936)

  1912—1936年的這24年,是上海西藥行業在原有微弱的基礎上得到發展和壯大的階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進占租界,對英美籍藥商實行軍事管制,對上海民族資本藥業實行經濟統制和掠奪,上海進口藥品減少,庫存進口西藥價格暴漲,本牌成藥暢銷,藥業獲得了高額利潤,積累了資金。隨著藥品需求的增長,銷售市場日益擴大,凡有條件的藥房均製售成藥,不少人投資藥業並開始經辦獨立的製藥工業、獨立的醫療器械商業和醫療器械工業,開始分出了獨立民族資本製藥工業,民國34年藥廠增至168家。但在另一方面,我國西藥商自製的某些商品,與日本有雷同的,如大生製藥公司所出的“千金湯”,中華製藥公司所出的“龍虎人丹”,愛華製藥社所出的“民丹”,羅威藥房所出的“慶胜丹”等,卻遭到進口日貨同類商品的嚴重打擊,有的並被淘汰。

  在這期間,一些外國藥商由於本身開支過大,此消彼長,變化很大,1930年以後外國藥房大都衰落下去,市場優勢已逐漸為華商藥房所取代。在歐美藥商難以發展的情況下,華商藥房擴大宣傳推銷,發展分支機構,銷售網點逐漸由沿海城鎮推向內地和邊遠地區。上海市區的華商藥房已由1911年28家,發展至166家,企業經營管理也不斷演進,整個行業已奠定了基礎,而外商藥房雖也有所增設,但數量、規模和速度均不及華商,上海民族資本藥業在市場上逐漸取得了優勢。民國25年,有民族資本藥廠58家,醫療器械廠(工場)21家,中藥店500家左右,藥材行100餘家,西藥房166家,大型藥房在國內的領牌聯號、分支店近200家,布及22個省。

  商業資本通常是產業資本在流通領域職能的分離和獨立化,而上海近代製藥工業正相反,它大多是在各大藥房制銷成藥附設的製藥部或合藥間孕育著胚胎,並在西藥商業發展到一定階段,逐步從商業中分化和獨立出來的。上海西藥商業以推銷進口藥品起家,實力雄厚;而製藥工業初期大多基礎薄弱,在資金與商品銷售上依賴於商業,有些還始終處於受商業資本直接控制的半獨立狀態。我國化學工業十分落後,上海製藥工業需要的原料又大多依靠進口,從而也依靠西藥商業的供應,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工業資本受著商業資本的支配。特別是市場上進口西藥充斥,使製藥工業的發展相當緩慢,一般亦只能生產屬於製造簡單的西藥品種,上海醫療器械和齒科材料亦是先商後工,發展更是緩慢。

  1912年成立的中華製藥公司,是國人在上海以獨立形式出現的第一家民族製藥工廠。上距第一家華商中西藥房開設晚24年。在中華製藥公司之後,出現了一批製藥公司、製藥社和製藥廠。可以說中華製藥公司的成立是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的開端。近代上海製藥工業的發展和成長主要是在1924—1936這10多年的時間裡,特別是1933年5月海關修訂並提高進口稅率後,對醫藥工業的發展帶來了有利條件。據資料記載,到1936年末共有大中小藥廠58戶。這些藥廠有獨資、合夥和公司3種形式。但是,從西藥工商兩業的實力對比關係看,商業遠超過工業。這是由於商業發展的歷史較長由經營著很大部分價值較高的進口西藥商品的緣故。兩業1936年今本情況比較如下:

至於近代上海製藥工業的誕生與發展,也完全離不開商業的淵源和商業的影響。


1.2.2 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市區南區、閘北、虹口等地均為當時的交戰區域,歷時3月。上海工商業受到了嚴重的損失,直接毀​​於炮火的大小企業達2370餘家。大多數企業直接或間接都受到戰爭的不同程度損害,行業出現了不少困難。以後抗日軍隊西撤,上海大部分地區淪陷,租借成為孤島。 1941年12月8日,日軍進占租借,至此,上海全部淪陷。在這一段時間內,西藥行業也經過了起伏和變化。在戰爭開始至1939年間,行業的大多數企業都因戰事關係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 1939年至1941年間,逃避戰亂至上海的人不斷湧入,人口已由戰爭開始時的300萬激增至650萬。同時,各地游資也大量轉向上​​海。人口的增加帶來了對藥物需求的上升,而進口藥品減少,日本帝國主義又大肆搜括,市場物資更加短缺,供需矛盾的加深,促進藥價不斷上漲;又因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藥價上漲,行業有一個短時期的恢復和繁榮。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進口藥品來源稀少,藥價進一步上升,從事投機活動的西藥行大量開設,正常藥房業務活動受到影響;但民族資本製藥工業在市場需求的刺激和缺少外來商品競爭的有利條件下,試制了不少成藥和原料,獲得了一定發展。

1.2.3 抗戰勝利後至建國前夕(1945—1949)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日本的侵略勢力被排除,美國憑藉在政治上、經濟上取得的種種特權,對中國實行大規模的集中的商品傾銷政策,同時以所謂“善後救濟”和“慈善捐贈”等名義將大量軍事剩餘物資,經過官僚資本的機構和企業之手,進入了中國市場。西藥也是其中一項重要傾銷商品,在很短時間內,就排擠了其他國家在上海西藥市場的經濟勢力。這一時期,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濫發通貨,造成物價飛漲,人民生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近代上海製藥工業中,民族製藥工業由於美貨大量傾銷,生產受到嚴重摧殘,岌岌可危,生產水平和技術發展停滯不前,西藥商業在推銷美貨中得到一些好處,但受業外商販的干擾,再加外匯分配的管制,尤其是在物價飛漲的條件下,放棄正常經營,在很大程度上參加了投機活動。

  近代上海製藥工業經過戰時的繁榮,生產經營有了一些初步基礎,為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但是,由於製藥工廠多數是設備簡陋,生產和技術的條件較差,勝利後在美國西藥大量進口傾銷和官僚資本企業的排擠下,難以立足,一批中小藥廠隨之倒閉。留存下來是一些基礎較好的,但生產亦大幅度下降,並陷於停頓狀態,不斷裁減工人,靠借貸和吃存貨來維持;有的則進行投機和做股票生意等來謀取利潤。至解放前夕,事實上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與製藥業密切相關的醫療器械、齒科器材和玻璃儀器等行業,所有企業的規模都很小,經營範圍也不大,經營商品在市場上不佔重要地位。勝利後,也沒有受到美貨和官僚資本把持排擠的影響,因此,繼續有所發展,企業戶數也有了增加。

1.3 近代上海製藥業在國內所處的地位

  近代上海,是華洋並舉、萬商雲集的商埠。 19世紀中期開始有了西藥房、西藥廠、醫療器械廠。至於丸散膏丹中成藥、方劑、草藥,上海早就是個重要的集散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上海已經成為全國最集中、最重要的中西藥品、醫療器械產地之一,但基本上還處於依賴進口原料加工為主的落後狀況。

  上海、廣州是我國近代醫藥工業的發祥地。藥廠最先在這兩個城市開辦,以後才逐漸擴展至其他城市及內地。

  全國解放以前製藥廠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北京、廣州等地,而以上海為最集中。據1950年出版的《新藥業行名錄》(上海中亞廣告公司,1950)記載,全國共有269家藥廠,上海就有171家,佔63.56%。當時製藥業的生產規模以上海最大,技術力量以上海最雄厚,因此上海是近代中國製藥工業的重要基地,上海所產藥品估計約佔全國產量80%以上。


2 近代上海製藥企業發展狀況

2.1 近代上海製藥企業的整體概況

  由於外國傳教士在上海廣開醫院,傳播西方醫藥知識,人們對西醫西藥的功效逐漸加深了信仰,外國藥商開設的藥房,營業發達,利潤優厚,引起了國人自營的興趣,但欲投資經營西藥業務,還必須具備化學知識和調配技能以及新的管理方式,而上海這方面的人才不多​​。因此在1887年以前,僅有個人或個別店鋪代銷西藥,還沒有出現華人開設的藥房。到了80年代,才有在大英醫院(藥房)工作過的中國職工與人合資開藥房。

  上海西藥行業中,藥房和藥廠戶數雖多,但藥房的進、銷業務活動,主要掌握在經營進口定貸與本牌製造、批發業務的華美、五洲、中英、中法、中西、濟華堂、集成、萬國等幾家大戶手中。 1936年僅中法、華美、五洲三家藥房的營業額就佔全行業營業總額的40%以上;藥廠也是如此,1936年時僅新亞和信誼兩家的資本也要佔全行業資本總額的40%。

  為了進一步反映行業發展過程,本文選擇了以商兼工、工商並重的五洲藥房和以新亞綜合性藥廠,作為典型企業,具體剖析他們的創設、發展和經營情況,從橫斷面了解行業的生產經營特點,以折射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縮影。

2.1.1 組織結構及生產經營特點

  20世紀30年代以後,公司企業形勢已逐步成為中國最普通也是最重要的企業組織形式3。公司的發展和公司製度的不斷完善極大地促進了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特別是在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諸多矛盾和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方面去得了很大的成功,並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及推動現代企業製度的實行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近代上海製藥企業管理的科層結構在其演進過程中,一些規模較小或單一生產單位的公司企業,其管理層級大多按職能劃分,採用垂直式的管理模式及機構設置。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出現了互相關聯的多生產單位。對於那些規模較大以及擁有多個製造、經營單位的企業以及企業集團來說,在組織系統上已較多地採用了大公司的組織結構以及管理層級,實現資金調度、材料採購、產品營銷、人員調配的集中統一。有些還在一定程度上汲取和採用了大公司事業部製的管理層級模式。以新亞藥廠為代表,其於1938年12月訂立了《組織大綱及系統》。在董事會、總經理下設:1室、3處、4部(直屬)1廠、1所,處下設部,直屬部下設股及工廠,廠下再部、股,所下再設部、組,分工極為細密,組織龐大。公司全力最後集中於企業最高決策者總經理手中,各部門的獨立性相當有限。儘管其在具體機構的設置以及運營上已經具有某些大公司事業部製的雛形4。

  當時上海製藥工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有著如下四個特徵:
  1. 生產設備不健全:除五洲、中法、新亞、信誼等少數幾家設備較好外,其於(約90%以上)都是設備簡陋的中小型廠。這些廠的廠房大都設在弄堂房子裡,一間、半間、數量不等,往往家庭、工廠在一起,生產方式是手工作坊式的,產品質量很難保證。少數大型藥廠雖然設備條件較好,技術力量較強,能進行半機械化、機械化生產,但由於舊中國機械工業落後,這些廠的機械設備大多是從不同國家進口拼湊起來的,如五洲藥廠的甘油蒸發裝置是從德國進口的,旋轉式軋片機是美國產品,過濾機是瑞典產品。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上海解放,幾十年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

  2. 原料依靠進口:解放前我國化學工業很落後,各藥廠所需化學原料甚至澱粉等輔料,90%以上依靠國外進口。如:中英藥廠所用的次硝酸鉍、酚酜等原料是從美國進口的;新亞藥廠所用的乙酰水楊酸等24種原料,也無一不是進口貨。有人說:“上海藥品的原料,除黃浦江的水是國產品之外,其他全部都是進口的”。雖然言過其實,但卻反映了近代上海乃至整個中國的製藥工業依賴於外國原料的實質。

  3. 產品已成藥居多:近代上海製藥工業由於生產設備不全,研究力量薄弱,操作方法落後,原料來源受限制,故以仿製進口成品居多,自己新創品種甚少;產品以家用成藥居多,原料藥極少。

  4. 有一套推銷辦法:在產品銷售上,附屬於藥房的藥廠,主要依靠藥房總、分店推銷;其他一般藥廠在本埠主要靠幾家大型藥房批轉代銷;部分小型藥廠由於產品單一,資歷薄弱,無力與同業競爭,產品主要向外埠客戶推銷。有的大藥廠在全國重要城市都設有經理處,派人員前往宣傳推銷。推銷辦法主要依靠廣告。廣告的形式很多,通過報紙、電台、期刊、產品目錄、路牌、櫥窗等都可做廣告。此外,各廠還可派人訪問醫生,贈送樣品,宣傳介紹本廠產品。據統計,各藥廠用於廣告的開支,佔其費用支出總額的20%以上。廣告成為推銷藥品的主要手段。

2.1.2 民族製藥業的興起和發展

  上海的顧松泉於1888年在上海開設的“中西大藥房”。顧松泉是國人西藥商業的積極倡導者。中西大藥房的開設,打破了30多年來上海西藥市場為外商獨占的局面,為發展上海乃至中國的西藥業起了先鋒作用。此後,在上海陸續開設藥房,如英商老德記藥房的華人經理莊凌晨開設華英藥房(1889),黃楚九開設中法藥房,李厚桂等開設中英藥房(1894)、黃榮華開設華美藥房(1898)、夏粹芳等開設五洲藥房(1911)。這一時期的華商藥房為了維持生存與外商藥房進行激烈​​的競爭,為了獲取利潤,積累擴大資本,採取製售“本牌成藥”的辦法,所謂“本牌成藥”或稱“本牌產品”,即各藥房以個自藥房的名義生產的零售包裝的藥品,各藥房製造的本牌成藥,其處方大多系根據《英國藥典》或《萬國藥方》,品種與外國藥廠製造的相似,原料全部為進口,但由於是自製,所以成本低、利潤高,以此與外商藥房競爭,佔領西藥市場。由艱難的起步逐漸發展。辛亥革命(1911)以前兼營製藥業務的西藥房(華商),主要有中西藥房等數家,見表2—1。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多數華商藥房取得了戰時高額利潤,為西藥行業進一步發展準備了資金;“五四”運動的爆發及歷次反帝愛國運動,群眾抵制外貨和提倡國貨,更為華商藥房的本牌製品與新興的民族資本製藥工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機會。在這些有利因素的促進下,上海華商藥房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大量增設,出現了繁榮興盛的景象。

  上海的華商藥房經過多年的經營,資本積累逐步雄厚,西藥業務與管理經驗日益豐富,從業人員也不斷增多,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獲得高額利潤,大藥房的地位鞏固,有些合夥經營的單位,擴大為公司組織,其中的中法和五洲還向業外投資,上升為兩大資本集團。 1912年起一般華商藥房逐年增設,但每年僅一、二家,而在戰後的1918年這一年間新開的藥房和西藥行突然猛增44家,勢如雨後春筍。 1919年閉歇了35家,在1920年又增設了45家,起伏很大,在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中,西藥房的投機性以很大,有些中小型藥房和西藥行開歇變化頻繁,但總的情況還是開多歇少,到1936年底共有166家,為前期28家的4.9倍。

  在國內醫藥市場擴大和本外埠華商藥房大量增多的情況下,華商藥房的業務經營較前期又有新的演進。主要表現在經營範圍轉重本業與本牌品種,
商品流通領域複雜擴大,企業經營管理經驗逐漸積累,市場同業競爭激烈和中西藥業在發展中的關係比重變化等五個方面。

  自從1912年製藥工業開始獨立設廠以來,上海有廠名可稽的大小藥廠共有231戶(不包括藥房製藥部、薄荷廠和衛生材料廠),至1949年9月剩下130戶。現將前後三期上海製藥廠戶數和開、歇、存列表如下:


2.2 近代上海製藥業代表企業

2.2.1 五洲藥房
  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由藥劑師謝瑞卿(雅堂)、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粹芳和中法藥房總經理黃楚九合夥開設。資金不到萬元5。店址設於福州路廣西路口。 1910年(清宣統二年)謝因故退出。夏、黃由中英藥房總經理陳烈卿的推薦,乃邀漢口中英分店經理項松茂於1​​911年來滬接辦。當時五洲尚僅是普通商號,以販賣西藥、化工原料、化妝品、器械為主,自製成藥只有人造自來血等六、七種。工廠附在配方部內,職工僅30餘人。外埠僅杭州設有支店。自項接​​任後,經其策劃經營,資本增至15000兩,遂漸成為具有現代規模的工商企業。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五四”運動,給上海西藥業帶來了明顯的好處,本牌產品銷路轉暢,為五洲擴展事業提供了經濟實力。首先是收買太和藥房作為五洲的聯號。接著項松茂為了進一步學習國外先進經驗,擴大業務範圍,開展國際貿易,曾赴日本、台灣考察製藥業工業,並選派五洲青年骨幹孫平階和周延彰二人前往歐美各國考察,歷時一年有餘進購製藥機器,訂立供應原材料的優惠協議,洽妥歐美多家藥械名廠由五洲作為各廠在遠東的獨家經理。使五洲藥房實力得到進一步拓展。

  在“五四”後各項愛國運動的感召下,項松茂看到國外製藥工業的進步,遂有發展我國民族製藥工業以挽回利權、擴大進益的願望。於是就在1920年起,五洲藥房不斷集資,購進地基,收購徐家彙的固本皂廠、亞林化學廠、南洋木塞廠、中華興記香皂廠等工廠,構成了五洲生產企業集團的基礎。在生產設備上,凡生產上不可或缺的機械大致備齊。此外,五洲又延聘技術人才,添購科化書籍,成立化驗機構,為振興民族實業,新藥創新做出了巨大貢獻。

  隨著五洲業務的發展,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推銷自己的產品,先後向13家有關廠商投資附股合作經營,並積極投資金融機構,地產,客運等實業。 1936年在福州路總店舊址處,以25萬元翻造建成一座十層新廈“五洲大樓”,當時經營範圍之廣,品種之豐富,推全國藥房之冠。大樓建成恰逢五洲藥房創建30週年,為了慶祝新廈落成,特舉行30週年紀念典禮,發行紀念特刊。由於組織機構與管理制度較為完善,重視知識分子,培訓幹部人才,與各大醫院和開業醫師建立良好業務聯繫,五洲藥房進入發展的全盛時期。

  抗日戰爭時期,五洲製藥廠由於戰火摧毀,日軍強佔掠奪,貨源不足等原因,生產發生困難,銷售銳減,大批員工被迫解散,處境極為艱難,進入萎靡衰退期,戰後本想重振旗鼓,恢復生產,再圖發展,但由於被日軍管的皂、藥兩場被國民黨蘇浙皖區敵偽產業處理局接收後做歸國有,投機性西藥行大量開設,五洲藥房的營業狀況反不如前。直到1954年解放後政府批准五洲公私合營,企業才走向國家資本主義高級形式的光明大道。

2.2.2 新亞藥廠
  新亞藥廠創辦於1926年5月,成立時全名為新亞化學製藥公司。雖稱公司,實際是合夥性質,規模很小,資本微薄,設備極其簡陋,僅僱傭一個職員和兩個工人,只是一家弄堂小廠。

  初始時,新亞靠生產季節性商品、銷路好的暢銷產品,經營上並無計劃,,須另制常年性產品。 1927年為了保障出資人的利益,吸引更多的投資,企業性質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開始有計劃的發展藥品市場。

  “九一八”一二八“連續爆發”,“提倡國貨、反對日貨”已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行動。新亞得此機遇,營業突飛猛進,職工人數增至100多人6,許冠群把握時機,努力擴充企業,從內外兩方面採取了許多措施,如:對內首先使生產多樣化,提高產品質量,增加品種劑型,添購新式設備,設立機械工廠,自設印刷、紙盒工廠,成立“新亞化學藥物研究所”致力於化學藥物的科學研究;對外謀求開拓市場,建立推銷網點,各地設立經理處或辦事處,並派代表流動宣傳、視察,許冠群更是赴日本學習日本藥廠的科學管理、流水作業和車間紐帶傳動操作等方法。新亞藥廠從1926年開辦到1936年抗戰前夕,在10年時間內,以研製新藥為前提,聘請專門人才,改進內部機構和管理,產品日益增多,業務發展迅速,在製藥專業的基礎上已具備聯合企業的雛形。

  1937—1945年抗戰時期由於響應國民黨政府工廠內遷的號召,1938年冬在重慶成立新亞華西貿易總處,乘機發展西南各省廣大市場。另一方面許冠群親赴香港設立香港新亞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騎著上海與大後方的紐帶作用,並可以向外訂購藥械,成為新亞進入南洋爭奪市場的跳板。許冠群還與日、偽、蔣三方面搭好關係,做到“路路通”,繼續在廣大淪陷區設辦事處,推廣營業。由於戰爭造成傷亡,對藥品需求量大,新亞抓住機遇,不斷加強研究機構,大量聘用專家、教授、博士分別負責技術製造和研究新品種等工作,擴大生產,增加品種,努力利用國產原料和中藥材提煉合成生產各種藥物,在電台、廣告、報刊宣傳促銷上下功夫,內部加強管理和控制,注重職工業餘時間學習深造,這些努力使得新亞進入全盛時期。

  戰後,美商大量傾銷,美援剩餘的物資中的藥品充斥市場,民族製藥工業受害嚴重。 1946年1年之內,上海就有半數以上的藥廠被迫關門倒閉,新亞藥廠的產銷業務亦一落千丈,甚至職工工資亦發不出。許冠群出走香港,董事會內派係發生內訌更使得新亞經營更為困難,直到建國後,在政府的幫助下,新亞藥廠從困難的絕境中獲得新生。


2.3 同業公會的組織、活動及其社會功能

  建國前上海西藥行業的同業公會,自1909年開始組織,至1949年解放,前後計40年。當時的同業組織,、受著官方當局的控制和利用,但對聯合會員廠、商抵制外商的傾軋,反抗政府官方的某些不合理措施,維護同業利益,開展職工培訓,以及社會公益等方面亦做了不少工作。隨著行業各個時期的情況變化,同業會的工作亦有起伏。在行業發展時期,同業公會的作用發揮較多,各項活動也較頻繁;在抗戰勝利以後,則較多注意於原材料與外彙的分配、申請貸款等以維護會員的正常生產和營業。其他時期則或因會員少、力量單薄,缺乏經費和其他條件,活動不多;或限於局勢,難以開展活動,甚至無形停頓。但同業公會自始至終都為少數大戶所操縱,往往為自己謀取私利,因而內部糾紛不斷發生。

2.3.1 公會的緣起和沿革

  上海西藥行業最早的同業組織是1909年的“洋藥公所”。上海總商會成立後,中西藥房的創辦人顧松泉為會幫會員,中法藥房的創辦人黃楚九、五洲和華美藥房的總經理項松茂和徐翔孫均係分幫會員。這一時期公所的活動不多,也無書面資料可資考察。

  1923年,行業成立“西藥公會”,但“開辦未久,中道而止”。 1927年以後,隨著國內革命形勢和西藥行業的發展,先後成立了同業公會。經過幾次調整,公會組織日臻完善,並開展了各項活動。

  30年代成立的製藥業同業公會是新式工商同業組織,受西方的影響較大,就起源而言,它是合群競爭行業發展的產物,體現了社會選擇的一面。但從製藥業同業公會的歷史沿革看,製藥業同業公會的數次改組都程度不等地體現出政府當局的控制利用意圖。因此,總體而言,它是企業驅動和政府誘導合力作用的結果,是一種社會選擇的社團生動模式。

2.3.2 公會的運作及成效

  西藥行業的各同業公會組織,是各個企業單位自願結合的民間團體,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國民黨市政當局控制行業活動和少數業內大資本家維護其政治經濟利益的工具。但根據會章宗旨是“維持增進同業之公共利益及糾正營業之弊害。”也為同業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同業公會是行業發展的產物,其首要職能是實行行業自管,建立行業秩序,促進行業發展;而就政府而言,同業公會的設立有著特殊的“行業管理”的意義,是政府推行財經政令和實行經濟調控的重要組織基礎;公會同時作為社團,存在公共性的一面;所以上海西藥行業同業公會曾進行了以下幾個方面的主要工作:行業管理、利益自維;公會與政府的互動;投身公益,服務社會;培養藥學專業人才。


3. 近代藥學教育與科技創新的概況

3.1 近代藥學教育在上海

  我國近代藥學研究始於二十世紀初,因為當時我國製藥工業不發達,藥品生產基本是仿製或製劑加工,所以主要為中藥的化學和藥理研究,對於藥物合成與分析、藥劑學、藥物臨床等的研究很少。早期從事中藥研究的,主要是一些自歐美或日本留學回國的留學生。

  19世紀中葉,在我國開設的早期教會醫院裡,開始以訓練學徒方式培養西醫人才,逐漸有少數人學習配方調劑,這可算是培養西藥人員的開始,後來逐漸發展為開辦中級藥科學校或訓練班。至於高等藥學(西藥)教育的興辦是始於20世紀初,最早的藥學教育機構為軍醫學校藥科。

  1929年中法大學藥學專修科成立於上海,該專修科因得到中法庚款之資助,每年派遣一二名官費學生赴法深選。

  1936年於上海創立上海醫學院藥學專修科。

  我國近代藥學教育,在傳播西方藥學知識,培養藥學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為科研部門、藥品檢驗單位、藥廠、藥房輸送了掌握近代先進科學知識、技術的人員,為發展我國的藥學事業發揮了作用。但在舊中國,由於政府重醫輕藥,藥學教育未得到應有的發展。當時高等藥學教育機構,有的設在醫學院內,有的設在理學院內,有的設在專科學校內,沒有統一的學制和數育制度,既無明確的專業設置、培養目標和要求,也缺乏統一的教學計劃和本國的教科書,各校系(科)大都直接搬用外國教材,往往因人設課,師資隊伍十分薄弱,大多數為兼職教師,據1949年統計,全國專任教師僅100餘人,很難保證教學質量7。無論是國立、省立、私立的藥學校系(科),由於條件的限制,一般規模均較小,因此,培養出來的人數很少。據1949年統計,當時培養出來的藥師累計不過2000人,到衛生部門登記領取執照的藥師僅484人(藥劑士2873人)。 1949年全國僅有藥學院系(科)11所在校學生千人左右,可見當時藥學教育的落後況狀。

  1947年,國民黨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藥學組曾編制「全國藥學校系一覽表」:

國立藥學專科學校,1936年,南京。
國立上海醫學院藥學專修科,1936年,上海。
國立瀋陽醫學院藥學專修科,1946年,瀋陽,其前身開辦於1937年。
國立浙江大學理學院藥學系,1944年,杭州。
國立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1946年,北平,其前身開辦於1943年。
國立貴陽醫學院藥學專修科,1945年,貴陽。
浙江省立醫藥專科學校藥科,1913年,杭州。
軍醫學校藥科,1906年,上海。
軍醫學校專科部藥學組,1931年,上海。
英士大學醫學院藥學系,1941年,1947年停辦。
福建省立醫學院藥學專修科,1940年,1942年停辦。
私立華西協和大學理學院藥學系,1932年,成都。
私立齊魯大學理學院藥學系,1941年,濟南
私立齊魯大學藥學專修科,1920年,濟南,1937年停辦,1939年恢復,旋又停辦。
私立中法大學藥學專修科,1929年,上海。
私立西北藥學專科學校,1940年,西安。
私立湘雅醫學院藥科,已停辦。
私立廣濟醫藥專科學校藥科,1906年,杭州,1925年停辦。


  我國近代藥學教育的發展也為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尤其是民族製藥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輸送了很多藥學人才,也培養了諸多醫藥企業家,下表就對藥學教育對醫藥企業的人才輸送方面進行了整理:

五洲藥房,1922年,項松茂,中央藥房,公司,195 人
中英藥廠,1934年,張劍青,浙江省立藥專,公司,38人
新亞血清廠,1938年,許冠群,程慕頤上海商科大學、浙江省立藥專,公司,50人
華聯生物化學製藥廠,1939年,張溎祥,中法藥科,公司,32人
丙康化學製藥廠,1940年,錢六正,軍醫學校,公司,55人
極星化學製藥廠,1940年,何子康,湘雅藥專,獨資,40人
元元化學製藥廠,1943年,吳冠民,浙江省立藥專,公司,20人
黃氏公記化學製藥廠,1947年,黃次元,中法藥科,合夥


3.2 科技創新與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

  技術創新是現代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產物,屬於經濟範疇的概念,它作為以新技術(全新的或改進的)為手段並用以創造新經濟價值的一種商業活動,是新技術的首次商業化應用,其市場實現程度的高低和獲得商業利益的多少可以作為檢驗創新成功與否的最終標準,具體的技術創新活動包括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兩種類型。 8

  所謂產品創新指在技術變化基礎上所進行的產品商業化活動,既可以是採用全新技術的新產品開發,也可以是原有技術提高後的老產品改進。所謂工藝創新指產品生產技術上的重大變革,包括新工藝、新設備及新的組織管理方法的創新。

  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和在全國製藥業中佔據的領先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上海的本土製藥企業實在特殊的社會經濟環境中產生的,一開始就呈現出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特點,普遍存在著資金短缺、設備簡陋、技術實力落後的現象,導致企業在激烈競爭中難以生存和發展。企業發展受阻的教訓,迫使許多有眼光的企業家下決心把改善企業內部的科技環境發到重要位置,借助於技術力量推動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例如,新亞的創始人許冠群在當時嚴峻的社會背景下,意識到技術創新的重要性,未雨綢繆,從三方面入手:一是加強科研機構,成立新亞藥物化學研究所、新亞生物研究所、進行藥物、生物製品研發、檢測產品、監督質量,並對其實行經濟刺激,設置獎金,每年提拔大部分盈餘為獎勵技術工作之用,對藥品的改進、仿製、發明給予現金和物質獎勵。二是大量聘請專家、教授、博士分別負責技術創造和研究新品種等工作,提任本廠技術人員擔任更重要的工作,不斷吸收藥科畢業生來廠工作,使新亞產品不斷得到發展。三是在以上基礎上,擴大生產,增加品種,在工藝上進行創新,努力利用國產原料和中藥材提煉合成生產各種藥物。使得企業產品不斷增多,實力迅速壯大,推進企業進入全盛時期。

  在全國範圍看,1932年趙承嘏創辦中國第一所藥物研究所——國立北平研究院藥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藥物研究所的前身),促進技術創新工作開展,也使我國的西藥事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3.3 當時中國醫藥學術團體概述

  科學技術團體,是社會生產和科學技術發展至一定階段的產物,其誕生後對科學技術起有推動作用。現簡要介紹影響力較大的“中國藥學會”、“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上海醫學會”三個醫藥學術團體。

  中國藥學會是我國成立最早的全國性自然科學團體, 1907年冬在日本學習藥學的留學生王絕文、伍晟、曾貞等發起成立“中華藥學會”,1909年,學會在東京召開第一次年會,當時會員有27人。辛亥革命後,多數會員學成歸國,1912年藥學會遷至北京,並向北京政府內務、教育、實業三部以“中華民國藥學會”之名立案。這時會員增至百餘人,及至1914年由於諸多原因,會務中斷。此後1917年,留學日本的藥學會會員在東京組織了“留日中華藥學會”,繼續“中華藥學會”的工作,並編輯出版《中華藥學雜誌》。 “留日中華藥學會”的會務,由於留日會員逐漸回國而停頓。在北京的會員經多方努力,於1920年恢復了會務活動,浙江的部分會員組建了《藥報》社,每月發刊一大張《藥報》。 1926年會址移設上海。 1929年分別向國民政府民政、教育、衛生三部登記立案。 1935年在上海的會員積極努力下,會務工作得以恢復。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學會工作再次停頓。總會留滬未撤退的部分負責人與上海分會聯合繼續進行會務活動,在重慶直到1942年才准以“中國藥學會”的名稱重新登記立案。 1947年成立了出版與教育兩個委員會,分別主持出版與教育事宜。

  中國藥學會自1907年創立42年間共舉行年會12次,編輯出版學術期刊《中華藥學雜誌》,後改名為《中國藥學雜誌》,對藥學的學術交流及信息傳播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由於經濟及其它條件的限制,出版時間均較短或出出停停。還曾進行一些社會工作,如藥典的編修、藥學名詞的譯定、與有關藥廠合作設立藥學獎學金。此外,學會曾就藥學教育、藥品生產、國藥研究整理、藥品檢驗、藥政管理、藥師職稱、藥學名詞、藥典改版等方面向政府提供建議。

  除中國藥學會以外,影響比較大的還有中華民國醫藥學會。其為歸國的留日學習醫藥和國內醫藥專家組成,創始人為湯爾和、侯希民等,成立於1915年8月。學會設理事部、醫學部、藥學部及評議員若干人,每年召開常會一次。總事務所設在北京。 1930年總事務所遷至上海,改稱總會。北平、南京、蘇州、南昌、漢口、杭州、上海等地設有分會。會員達800餘人,其中不少著名醫家同時也是中華醫學會會員。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主要活動有:出版年刊《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會報》,1917年10月創刊於北京;舉行學術研討會;參加醫學名詞審查委員會推行醫藥名詞統一;調查寄生蟲病;研究中醫中藥;向政府提供醫藥衛生事業的建議等,北洋政府時代,該會對政府的衛生方針甚至影響大於中華醫學會。

  在醫學團體方面,國人創立西醫學團體較早者當推“上海醫學會”,19世紀末在國內維新思潮的背景下,身居觀察的孫直齋和太史的王仁俊以及沈敬學等,1897年秋,在上海創立的。其宗旨:以探討西醫原理,變革傳統醫學,主要活動為,延請名醫舉辦義診,附設醫學堂以培養人才、創辦《醫學報》,並廣購書籍及西醫各種器具,備入會者隨時取閱試演。 1898年5月蘇州仿設“醫學會”之後,該會改稱“上海醫學總會”。該會雖非純居西醫的團體,但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此團體對我國的西醫發展不無貢獻。此後,國內陸續組成一些醫藥學術團體,對中國醫學的進步發展、醫藥隊伍的團結與建設,以及人民群眾的健康、公共衛生的普及,都做出了貢獻。


3.4 近代醫藥學書籍的出版

  我國出版的近代西醫藥學書籍,最初以來華外國傳教醫師的譯述為主。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我國赴日留學生進行了大規模的近代西醫藥學書籍的翻譯和編著,英國人傅蘭雅,1861年來華任香港聖保羅書院院長。 1865年他應聘參加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工作,翻譯介紹西方自然科學技術的書籍。經他與中國助手,主要是趙元益合作翻譯的醫藥書籍主要有:《西藥大成》該書全面介紹西藥及其規模,有附圖200餘幅,反映了19世紀下半葉西方藥物學的發展狀況。 《西藥大成補編》增補了藥物學的基礎知識,很具臨床應用價值。 1904年出版。 《西藥大成藥品中西名目表》專為查閱《西藥大成》而編譯,是一本我國早期的醫藥專業雙語工具書。

  二十世紀20年代以後,我國藥學科技力量逐漸成長,藥科留學生陸續回國,服務於教育及其他藥學工作的學者,深感過去出版的一些藥學書籍,多系譯自國外資料,勢難盡合國情,有自己編撰書籍的必要,因而國人自編的藥學圖書此後即逐漸增多。

  當時我國西藥業興起,亟需有藥典供業務上參考,但其時尚無本國藥典,故一般使用的均係外國藥典或其譯本。鑑於藥典的編訂具有極大的重要性,藥學界人士一再呼籲應盡快編纂適合國情的本國藥典。在社會輿論的敦促下,國民黨當局於1929年在衛生部之下設立藥典編纂委員會,將著名藥學家孟目的、於達望、黃鳴龍、陳璞等為委員。 1930年5月,《中華藥典》編成予以公佈。

  現將這一段時間出版的部分自編藥學書籍分述於下:

(表)


【催眠術】章太炎反清反到了骨子裡(章太炎在台灣)

章太炎,反清革命團體「光復會」的領導人之一。
1898年12月4日,避禍抵台北,主編《台灣日日新報》漢文欄,與日人館森鴻(袖海)等相往來。次年6月10日由基隆轉赴東京。太炎在台論文計有41篇,詩文評、詩16篇,多數刊在《台灣日日新報》,同情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抨擊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這些論文佔章氏著作份量並不多,卻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相當重要的資料,《正疆論》謂「以支那與日本較,則吾親支那;以日本與滿洲較,則吾寧親日本。」


來源:南方都市報
網址:http://lishi.jguo.cn/sssp/2013/0104/10853.html


  章太炎就是一個典型的大漢族主義者,他寧可日本統治也不願滿州統治台灣。

  一八九八年,章太炎因受戊戌政變失敗牽連,遭到清廷追緝,十二月五日他從上海來到台灣。他是經在上海的日本友人山根虎雄(時任《亞東時報》記者)的介紹,來到《台灣日日新報》當漢文部記者。十二月七日,該報刊登報導說:「此次本社添聘浙江文士章炳麟,號枚叔,經於昨日從上海買棹安抵台灣,現已入社整頓寓廬矣。」

  章太炎當時是住在艋舺(今萬華)的「剝皮寮」,它位於老松國小校園的南側,就在今萬華區廣州街、康定路和昆明街所包圍的古老街區。根據艋舺地契數據記載,「剝皮寮」地名,最早出現於清嘉慶四年(1799年),當時稱為「福皮寮」,清道光十八年至清末,這條街稱為“福地寮”,日治時期改為「北地寮街」,台灣光復之後才出現「剝皮寮」的名稱。

  《台灣日日新報》創刊於一八九八年五月六日,是由日人守屋善兵衛,在時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協助之下,併購《台灣新報》及《台灣日報》而成。章太炎來台時,該報才創刊不久,由木下新三郎擔任主筆,而日本文壇著名漢文詩人籾山衣洲出任漢文欄主任。該報每日出刊,共有六版,四版日文,兩版漢文。

  據章太炎報社同事、記者謝汝銓(台灣人)的《章太炎之行述》說,章太炎「只在家中撰述文稿,寄付揭載,不常登社」。章太炎在台發表論文計有41篇,詩文評、詩16篇,多數刊在《台灣日日新報》,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相當重要的資料。這些文章可分為四大類:一是同情康、樑的變法,抨擊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二是對其所學,特別是對佛學與國學的看法;三是與台、日文人的詩詞唱和;四是針對台灣所發的議論。

  以往的研究者,都以為章太炎在台灣的言論,是批評日本殖民台灣,欺壓台灣人,但其實不然,在他所發表的文章中並找不出這樣的言論。章太炎在《正疆論》一文,討論台灣的所有權問題說,若論開國,則始於鄭成功,然後為清所盜,而乙未後割讓給日本。是以“鄭氏之得台灣也,與日本同”,而“滿州之盜台灣也,與荷蘭同”,因此他寧可日本統治台灣,也不願滿州統治台灣。這反映出章氏雖廁身台灣,反滿的漢族民族意識仍甚為急切。

  此外,他在台灣相與唱和的,也都是日人。他在給汪康年的信中提到籾山衣洲、水尾晚翠和館森鴻,是他眼中台灣文士之最,這三人也與他交情最好。籾山衣洲,名逸也,日本愛知縣三河西尾藩人。其漢文佳,與依田學海、信夫恕軒、杉山三郊等人齊名。有《明治詩話》等著述。一八九八年以《台灣日日新報》漢文主筆的身份被招募來台,受到總督兒玉的寵信。

  館森鴻為日本仙台人。在台期間分別任職秘書以及學務,與中村櫻溪、加藤雪窻、章太炎等人交往甚密。館森鴻對章太炎十分敬佩,他曾寫道:「杭州章君枚叔高才能文,與餘相善。去年冬,載書數車入台疆,乃以文字訂交。每相見,輒問難經義,評騭文章,縱談時事,神王興至,逸岩激越,投筆起舞,恢哉有國士風。」

  當時的台灣總督兒玉認為:要統治台灣不能單靠軍人與官僚;一定要讓島民的精英,與日本人步調相合;故必要調整「報紙媒體的政策」。另一方面,要指導「本島人」,也需要有寫“漢文”的報紙。當時能寫“漢文”者,有日下欽二郎、館森鴻,還有宮崎來城、市村藏雪樓。這些人不只是單純的文士,還是總督府倚重的文官。如館森鴻自乙未割台後便在台灣,為總督府的文告捉刀,受水野遵與後藤新平的信任。水尾晚翠則是法院院長,籾山衣洲則深得兒玉總督的倚重。他們三人與總督府的關係都算十分親密,而由於他們都通曉漢文,實際上也擔任收編台灣知識分子的工作。

  與章太炎過往較多的還有石坂莊作,《台灣日日新報》創立後任會計主任。石坂莊作的《台島踏查實記》一八九九年三月要出版時,章太炎替他寫了序文,但當時已刻印好來不及加上序,只印了章寫的一首律詩。後來章太炎要離開台北去日本時,他應石坂莊作書寫了一張扇面,就把這序寫在扇面上。一九O四年一月十一日《台島踏查實記》第二版付梓時已補上章太炎的序文,而扇面的原手跡,一直到一九三六年章太炎病逝蘇州時,石坂莊作才將這珍藏三十多年的扇面墨寶製版刊登於《台灣日日新報》上。

  在《台灣日日新報》章太炎還有台灣人的同事,分別是謝汝銓和李逸濤。謝汝銓是台灣台南人,日據後遷居台北市,光緒十八年(1892)生員(台南末代秀才),時任《台灣日日新報》記者。他在《章太炎之行述》說:「同事中有李逸濤年紀較輕,與太炎最為相得。一日,章太炎到逸濤家中,看見逸濤正在讀《漢書》,乃詢問逸濤何以到了這般大的年紀才讀《漢書》呢?太炎自謂他在童年早已讀完。如不信的話,可以由其隨便指定何篇,太炎執筆寫了數百字與原書核對無誤。從此,逸濤對於太炎更加敬佩!」李逸濤,台北人,博覽金石,尤通史漢,後為《台灣新報》所聘,擔任記者,李逸濤具備日文的閱讀能力,他的翻譯文章於《台灣日日新報》上時有所見。他是日治時期漢文人、通俗小說家、新聞記者,亦書寫偵探小說。

  章太炎在台灣半年後,由於他不能適應台灣的氣候和個人的感受等因素而離台。他在《自定年譜》中說:「台灣氣候蒸濕,少士大夫,處之半載,意興都盡。」又在《旅西京記》說:「歲在己亥,餘旅食台灣,不怡於眾,東詣日本。」謝汝銓在談到章太炎離職的原因時說:「太炎又對於日本治台政策,每恣意攻擊,……一日撰論,抨擊督府官僚,擅作威福,壓制人民。……遂與夫人束裝回國。」

  然就當時章太炎對總督府的態度及細閱當時所發表的作品,謝氏的說法,似乎失之臆測。湯志鈞的《章太炎傳》則認為,當時日本政府妥協於清廷的壓力,對章氏同情康、梁,同情變法,撰文批評清廷,為該報所不容,受到社長守屋善兵衛打壓而辭職。

  此一說法,似較合理。據說,被總督大人訓得灰頭土臉的守屋社長,一回到報社,就命人去叫章太炎來見他,章太炎便拿起筆來寫了一張便箋,讓來人帶去,便箋上說,你不知道,我要去你那兒就是趨慕你的權勢,你自己到我這裡來,才說明你還懂得尊重我們這樣的人嗎?要來你自己來吧!守屋見了,氣急敗壞地跑來,對著章太炎大叫大嚷一通:“真沒有想到你這人如此傲慢無理!且不解事理,真令人忍無可忍。你要不願意在這裡做事,就另請高就吧。”守屋一離開,章太炎乃呶呶說:“什麼善兵衛,簡直就是惡兵衛,你不講禮貌,我就走人,何用你趕我走,哼。”

  此時館森鴻勸他仔細考慮政治情勢的發展,不要貿然返回中國而受困,乃建議他前往日本參觀訪問。同時梁啟超也來函邀約他到東京共商大計,於是在一八九九年六月十日在館森鴻的陪伴下,他們由基隆搭橫濱丸啟程赴日,這也是章太炎首次踏上扶桑之旅。


2014年8月20日 星期三

【催眠術】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


作者:黃美娥,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來原:台灣文學研究集刊,20092月,頁1-40


1898年5月6日發行的《台灣日日新報》,是日治時期台灣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並兼發《府報》與台北新竹兩州的《州報》。最高發行量還曾達50,000份之多,而在台工作的日本人、駐在山區的警官都要訂閱。至1944年4月1日總督府將《台灣日日新報》在內之六家報紙合併為《台灣新報》為止,《台灣日日新報》也是台灣日治時期發行時間最長的報紙。


摘 要

  發行於1905 年至1911 年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在該報的小說欄上,曾經刊登了若干以西洋國家人、事、物為創作背景的通俗小說,由於「小說」在本質上具有地理學的特質,所以這些小說可以被解讀為展示臺人西洋地理知識與想像技術的極佳文本。此外,因為該報屬於漢文報紙,故當使用漢文去書寫西洋情事、地理空間時,顯然也具備了翻譯/翻異的跨文化/跨語際的文學想像與文化意涵。而在相關小說中,被書寫的西洋國家包括了古羅馬、法國、俄國、英國、美國……等,創作者試圖道出各國的殊異面貌或特質,只是若深究其中的西洋文化地景,仍然可見不夠真實甚而是虛構的描寫,這說明了此際臺灣與西洋國家之間實際存有「時間」與「空間」的距離感。再者,小說除了引介科學器物的物質現代性外,其實所描述的更是屬於東西洋共有的人間世界、日常生活的圖像,且格外鋪陳兄弟、夫婦或男女情愛之間倫理道德的重要性,這凸顯了作者對於西洋國家及其文化的特殊關注取向,明顯有著自我的視角和文化框架。

2024

(省略)

  其次,如西洋甚為風行的「催眠術」,在李逸濤〈手足仇〉小說中多次提及此一新詞彙,甚至數位人物角色還曾使用「催眠術」以犯案,可見「催眠術」於該篇小說中的重要性。文中,本是亞剌伯人的「波斯豆箕」,曾負販於印度,故與印度人「轉輪」相識,由於「轉輪」欲前往非洲採探金剛石,「波斯豆箕」遂與其弟「波斯豆粒」一同前往,同行者還有「轉輪」的側室「尤物」。而在抵達非洲之後,「轉輪」果真用計獲取不少金剛石,於是「波斯豆箕」兄弟見財而起殺機,後來「尤物」無奈而跟隨了「波斯豆粒」。途中一日,「尤物」因夢見母親過世而倍感傷心, 「波斯豆箕」遂以催眠術召來「尤物」母親靈魂以慰相思; 然「波斯豆粒」見狀, 亦欲其兄再施奇術, 使其可以獲知妻兒現況,但最終卻告失魂。而後,「波斯豆箕」意外再與「轉輪」見面,原來「轉輪」經歷一番生死掙扎後, 不僅未死且又致富, 但其願意原諒「波斯豆箕」,並坦承自己其實也會「催眠術」,且曾用以攝人靈魂以供自己驅遣。而最終他在放走「波斯豆箕」之際, 表示願意成全「尤物」與「波斯豆粒」,並給予三人一筆金錢,使其一同回返阿拉伯;但在小說末了,「波斯豆箕」因為乘船而為舟子之「催眠術」所騙,竟將身邊珍寶完全呈獻,終究一無所有,而自食惡果。簡言之,對於本篇小說而言,「催眠術」不單是一外來語之跨界挪用,且更加成為所有犯案人之最佳利器,「催眠術」一詞等於攝人靈魂的幻術,已是一種害人的手法。

  而為了使臺人可以理解「催眠術」之為何物, 小說細膩描繪演示「催眠術」之情景,以下是「波斯豆箕」初次表演「催眠術」之實際經過:

……席地跌坐,口喃喃不知作何語,少焉有人影現幕上,尤物視之果宛肖其母,容甚戚,淚盈盈欲墜,但不能言。豆箕乃復閉目斂氣,身搖搖作戰慄,遂仆,繼而復起,即為老嫗聲,與尤物絮絮談囊事,皆歷歷不爽,口吻亦一如生平,且云實死逾三月矣。今夕之見,足慰老心,顧兄弟望汝切,幸勿久滯他鄉,吾去也。尤物泣留之,將有所問,而豆箕已復蘇矣。

  從上可知,李逸濤筆下的「催眠術」表演者,其實仿若靈媒一般,既可召喚出死者靈魂,又能使亡靈附身於自己身上,且代其言語,口吻分毫不差,然依此處之敘述、描摹,則可知其與今人所知悉之催眠術大異其趣。其後,其弟「波斯豆粒」也央求進行催眠術,「豆箕」告以實施催眠的關鍵是,所要見的當事人必須「渠惟死,魂固可召」,如果欲見的是生者,則只有當事人本身「惟魂自往耳」;而在「波斯豆粒」執意要催眠時,豆箕進行了如下的步驟:「因使閉目作趺坐,戟指向其面,口喃喃如前,無何豆粒呼作昏瞀狀,仰臥若僵,不言亦不起。」未料,豆粒走火入魔,魂竟離舍後,豆箕趕緊予以急救,其方式是:「即於橐中取一草根煎服之,而後拍其項曰:『痴兒胡不歸?』」至此,豆粒豁然驚醒,張目愕視,但此後卻如同木偶一般,失魂而落魄。姑不論「催眠術」與靈媒的「召魂術」的差異,豆箕為豆粒所做催眠之準備動作或使其從昏沈睡眠中甦醒之動作,則與今之催眠術之實地操作方式較為相近;而且此處還「再現」了催眠術所可能帶來的不良後遺症,由於靈魂離身而受傷,將導致永遠無法恢復原有體力與精神狀態,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另外,關於催眠術,在小說中,豆箕曾經說明催眠術的作用是「天涯咫尺,可以實見其人其事」,這無疑代表了臺人有關「催眠術」的本質論與作用論的理解情形;而其又言及:「此術俄國神甫約翰,履行之於俄帝,有奇驗,現歐美最流行,今夜請為主婦一試之。」在補述催眠術的可能起源之餘,再次強調了「催眠術」的神奇功效,且宣稱俄皇本身也多次體驗,而目前已由原本風行的俄國,擴大流行於歐美。然而更令人驚奇的是,在真實世界中,催眠術或許已在俄國、歐美均十分流行,但在小說中,「催眠術」竟然能被阿拉伯人「波斯豆粒」習得,又在非洲進行示範,再加上原先在印度經商的「轉輪」亦知曉該術,則可知「催眠術」之流行範圍,真是無遠弗屆,小說勾勒出從俄國、歐美而到印度、阿拉伯,乃至抵達非洲的跨界傳播、移植的迂曲路徑,而最終又透過小說做為中介載體,進而被臺人所知悉。不過,李逸濤小說的再次吸收與轉化,也出現了若干跨界/跨語際的訛誤,例如「俄國神甫約翰」,較正確的資訊,當是指來自西伯利亞神秘主義的「僧人」拉斯普廷(Grigori Rasputin1869─1916),而非神父約翰。而當時因為俄皇尼古拉二世皇太子罹患血友病,在群醫束手無策的情況下,拉斯普廷能以催眠術減低皇太子病情,故備受俄皇與皇后信任,如此則真正在身上「履行」催眠術的是俄皇之子而非俄皇。此外,原本在俄國用以進行醫病治療的催眠術,在臺灣小說中則成為犯罪的神秘利器,顯示出不同的傳播、影響面貌。綜上,可知做為一個西洋新語彙的「催眠術」,當其旅行進入臺灣小說,不僅被李逸濤選擇以動態修辭方式再現其意義,而其對於該語彙的詮釋與翻譯, 也呈顯了跨界傳播、移植的變化與差異,顯現出臺灣人對於西洋語彙理解的時間、空間距離。

  然而需再補充的是,小說所進行的西洋文化、語言的跨界移植與翻譯,固然源之於若干新語彙的引介來臺,而不能忽視的是,某些臺灣本已知悉的詞彙,卻可能因為其在西洋語境頗具現代性色彩,故要再以新的思考向度去凸顯其新意義。譬如「地圖」,其在現代的西洋世界裡,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理學與軍事學的價值,因此為要讓臺灣讀者了解地圖之現代性地位,小說中有幾篇特別言及了「地圖」之事,而如此不約而同地聚焦於「地圖」,便更能體會西洋人與地圖的親近關係。

(省略)



李逸濤《手足仇》
明治43 10 13 日(3741)~明治43 10 28 日(3753

  亞剌伯人「波斯豆箕」、「波斯豆粒」兩人是兄弟,負販於印度,因遇盜而資本用盡, 後與印度人「轉輪」相識,由於轉輪欲前往非洲採探金剛石,於是波斯豆箕與其弟波斯豆粒便隨同前往, 而同行者還有轉輪的側室「尤物」。在抵達非洲之後,轉輪果真用計獲取不少金剛石,於是波斯豆箕兄弟見財而起殺機,後來尤物無奈而跟隨了波斯豆粒。途中一日,尤物因夢見母親過世而倍感傷心,波斯豆箕遂以催眠術召來尤物母親靈魂以慰相思;然波斯豆粒見狀,亦欲其兄再施奇術,使其可以獲知妻兒現況,但最終卻告失魂,尤物也同時易主。而後,波斯豆箕意外再與轉輪見面, 原來轉輪經歷一番生死掙扎後,不僅未死且又致富,但其願意原諒波斯豆箕,並坦承自己其實也會「催眠術」, 且曾用以攝人靈魂以供自己驅遣。而最終他在放走波斯豆箕之際,表示願意成全尤物與波斯豆粒,並給予三人一筆金錢,使其一同回返阿拉伯;後來,波斯豆箕因為乘船而為舟子之催眠術所騙,竟將身邊珍寶完全呈獻,終究一無所有,而自食惡果。



2014年8月18日 星期一

【催眠術】批靈學破鬼相:新文化倡導中的一場硬仗

作者:陳方競,中國社會科學院
來源:《學術研究》(廣州) 2013年7期
網址:http://tt.cssn.cn/zk/zk_wh/201312/t20131209_898601.shtml


【內容提要】1918年《新青年》以陳大齊為主的批靈學破鬼相,由社會現實問題觸發,有明確針對性,是一場不弱於批孔的硬仗,有重要的思想啟蒙意義,但論戰中的靈學問題,難說可以蓋棺論定。陳大齊躋身《新青年》更重要的意義,是使現代心理學真正進入中國,並有多方面運用,其思想與學術價值不可低估。


一、批靈學的緣起

  1919年末至1920年初北京大學新潮社陸續推出的“新潮叢書”,是新文化倡導運動帶有總結性質的大事。從有限的資料可見,該叢書的選定、編輯和出版,是新潮社一手操作的。 ①叢書廣告最早見於1920年4月1日出版的《新潮》2卷3號,所列書五種,其中“現已出版”的“第二種《迷信與心理》”,尤其值得關注。該書作者陳大齊最早見於《新青年》上的文章,是4卷5號的《闢“靈學”》,後有《心靈現象論》,是他1918年在北京大學蔡元培擔任會長的“學術講演會”上的講演錄,繼之又有《現代心理學》的演講。 ②北大學生徐彥之在《新潮》2卷2號“書報評論”欄撰寫《心靈現象論》一文,介紹說:「《心靈現象論》這本書就是專為破除迷信鬼神之說,提倡科學精神的書。真可以說是為社會痛下貶鑑,大家不要覺得是本小冊子,而忽略了它。」該文還對作者有如下建議:「《闢“靈學”》一篇在《新青年》雜誌裡,沒單行本子。《心靈現象論》和《現代心理學》都是學務局印行,聽說他們印的不多,銷的區域也很小。大家要買,可能有買不到的痛苦。所以我很希望陳先生把這三篇合攏來訂在一起,正式的印成一本書,來供大家的需要。」這一想法的落實,為新潮社所為,這就有了被收入「新潮叢書」第二種的《迷信與心理》。 「新潮叢書」鄭重推出,見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潮》2卷4號,該期扉頁《本社特別啟事(一)》說:「'叢書'之籌備,遠在一年以前;而第一種《科學方法論》及第二種《迷信與心理》之出版,迄今已六月。其廣告除本志外,並登在京滬各報,為國人所共知。」該期“新潮叢書”廣告為每一本書都撰寫了廣告詞,《迷信與心理》一書的如下:
大哲學家笛卡兒主張人類要有明白分明的思想,非先把思想上的塵垢打掃清楚不可。中國思想上積得最厚的塵垢,莫過於迷信了。大家要有明白分明的思想嗎?要把中國種種迷信,得著心理學上的解答嗎?這本書正等諸君!認識《迷信與心理》,首先需要走出一個歷史誤點:後來進入文學史敘述的,是《新青年》的批孔和倡導文學革命,為人熟知的還有“雙簧戲”、“貞操問題”討論、 “林琴南事件”等。其實,1918年批靈學破鬼相,同樣是《新青年》經歷的一場硬仗,況且論戰中的靈學問題本身,也難說可以蓋棺論定。

  1917年,“張勛復辟事件”後,上海俞復主持的靈學會成立,1918年1月《靈學叢志》出刊;如魯迅的《隨感錄三十三》(《新青年》5卷4號)直指俞復的「鬼神之說不張,國家之命遂促」,列舉「大埠以至僻地」氾濫的種種「鬼神為道德根本」之說,說這「足可推測我們周圍的空氣。以及將來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③此言並不為過,即使在新文化倡導中心的北京大學,商務印書館的蔣維喬也被蔡元培請來講丹田養生須靜坐之說,為此而有蔡元培在北大發起成立的「靜坐會」和他擔任名譽會長的「技擊會」。如此狀況,一時成為年輕時經歷過義和團及「教案」,對「拳匪」思想之患感受頗深的錢玄同、魯迅、周作人,在「S會館」談論的主要話題之一,這就有了《新青年》4卷4號錢的那封《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著名的「通信」,提出:「欲祛除妖精鬼怪,煉丹畫符的野蠻思想,當然以剿滅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莊的道,——為唯一之辦法。」[1]這很快成為《新青年》同仁的共識,4卷5號幾乎成為批靈學的專號,重頭文章就可以舉出如下幾篇。

  其一就是該期首篇,陳大齊上萬字的《闢“靈學”》,文章針對靈學會及《靈學叢志》,指出此可謂「處二十世紀科學昌明之世界,而猶欲以初民社會極不合理之思想愚人」的「荒謬」:
據該誌所載,所設之乩壇曰盛德壇,由孟軻主壇,莊周、墨翟二人為之輔,下置“四秉十六司”,此種說話已屬滑稽之極,而某日“聖賢仙佛”臨壇時,各有題詩,週末諸子居然能作七絕詩,孟軻且能作大草,又李登講音韻,能知Esperanto(世界語)之發音,此真荒謬,離奇之尤者也。

  其二是該期陳獨秀700多字的《有鬼論質疑》,說「吾國鬼神之說素盛,支配全國人心者,當以此種無意識之宗教觀念最為有力」,從「科學」唯物論出發否定「物靈二元說」,向「有鬼論者」問難八條。 [2]其三,是該期《隨感錄》兩篇,為錢玄同、劉半農的同題文章《斥靈學叢志》,錢的文章把靈學與丹田之說統歸於「'拳匪」餘孽”,斥之為「實演上古極野蠻時代'生殖器崇拜'之思想」的道教,用陳獨秀批孔之言“人類將來真實之信解行證,必以科學為正軌;一切宗教,皆在廢棄之列”作結。 [3]其四,在該期《通信》欄中,陳獨秀的《答湯爾和》,把丹田養生之說視為「國民根本之大患,較之軍閥跋扈猶厲萬倍」,說學生「亦尊而信之,誠學界之大辱」,有賴於「歐西科學所證明之常識」矯之。 [4]

  一時間,「鬼道之說」成為《新青年》連續幾期的主攻目標。前此批孔之大纛陳獨秀,在5卷1號撰文說:「故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說最為害於中國者,非儒家乃陰陽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陰陽家之假託也)……今之風水、算命、卜卦、畫符、念咒、扶乩、煉丹、運氣、望氣、求雨、祈晴、迎神、說鬼,種種邪僻之事,橫行國中,實學不興,民智日僿,皆此一系學說之為害也。去邪說,正人心,必自此始。」[5]繼之,魯迅發表《我之節烈觀》(《新青年》5卷2號),說:「一班靈學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極古奧的思想,要請'孟聖矣乎'的鬼來畫策;陳百年錢玄同劉半農又道他胡說。」「這幾篇駁論,都是《新青年》裡最可寒心的文章。……然而現今所辯,正和說地體不方相差無幾。將時代和事實,對照起來,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6]周作人以「魯迅」之名發表的《隨感錄三十七》(《新青年》5卷5號),對「近來很有許多人,在那裡竭力提倡打拳」的批評,[7 ]就包括北大技擊會,批駁浸透著「拳匪」留下的「陰冷記憶」:這引來「粵人陳鐵生」以蔡元培「拳術必不可廢」之言對魯迅厲聲問罪,[8]魯迅回答說:這「大有中國人非此不可之概」的技擊術,非個人嗜好,乃「多帶著'鬼道'精神」的社會現象,蔡先生「現在是否主持打拳,我實不得而知。就令正在竭力主持,我亦以為不對。」[9]


二、論戰的展開

  1918年《新青年》的批靈學破鬼相,參與人數之多,文章氣勢之猛,是一場不弱於批孔的硬仗。掛帥人物當然是陳獨秀。這不是靠幾句厲聲質問或發發感慨所能奏效的,需要立足於學理。與他一起創辦《新青年》的皖籍同人易白沙,首先寫出《諸子無鬼論》(《新青年》5卷1號),一一考證先秦諸子之言,以「中國宗教不能成立,諸子無鬼論之功也」批駁,顯得有些不得要領。原因在於,論戰對手,靈學會及《靈學叢志》創辦者,非傳統知識分子,皆有西學修養,如自稱「平日主有鬼論甚力」的易乙玄,著有《心靈學》一書,他的《答陳獨秀先生〈有鬼論質疑〉》(《新青年》5卷2號),以「靈力」之說逐一辯駁陳獨秀文的八條質問,提出:「靈力弱者與鬼交通難,故人與鬼交通之難否,一視其靈力之強度如何以為定。夫靈力之有強弱,一如感覺之依人而異也。(如兩眼之視力,兩耳之聽力,皆不等。色盲有全色與一部色盲等類。)」這就是說,我能夠感覺得到的,你毫無感覺,這就是我和你的不同,讓你無言以對。更為要害的是,易文不正面去談鬼之有無,而挑戰科學的限度,提出「此超自然之理,則終非科學所能解釋,亦如科學之不能詮哲學也」,而把靈學與西方走出「唯科學主義」思潮的現代主義哲學相聯繫,視為「超自然的靈異現象」,這對於信奉賽先生而對此的批駁言說又多顯空泛、乏力的陳獨秀,不能不是一個難以在學理上辯說的論題。所以,陳獨秀雖然敢於在5卷2號上刊出易乙玄答辯之文,而在此文後補寫上千字的「識語」,主要是對自己被易文駁斥的《有鬼論質疑》不盡周延之處的解釋為主,底氣顯得不足,特意告知,批駁還有見於本期《新青年》的劉叔雅文。

  其實,劉叔雅的《難易乙玄君》(《新青年》5卷2號),與易文之反駁陳獨秀《有鬼論質疑》一樣,也是逐段找縫隙辯難,這樣的唇槍舌劍,是難以在學理上澄清是非的。何況,易文尚主張「關於學理的辯難,只可從學理上著眼競爭,不可以感情用事,一方可以不傷人誼,一方可以闡明真理」;[10]這對​​劉叔雅既是叫板,又不無刺激,而使他認定「今日中國的思想界,和歐洲的中古時代差不多,除了唯物的一元論,別無對症良藥」,發憤翻譯德國一元論的生物進化學說的捍衛與傳播者海克爾的兩部著作以還擊,譯出的一部分以《靈異論》為題發表在《新青年》6卷2號上。 ⑤但以19世紀科學主義著作批靈學,仍然有些「針縫不接」。這就可以看出,陳大齊從心理學出發寫的《闢“靈學”》,更能觸及腠理。

  陳大齊字百年,1903年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哲學門,專攻心理學,是中國現代心理學建設的先驅者,1917年在北大創建中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次年在蔡元培發起的「學術演講會」上有針對《靈學叢志》的演講「心靈現象論」,演講錄迅即出版。《闢“靈學”》直接針對靈學會的扶乩,亦是作為一種心靈現象展開層層深入剖析,滔滔萬言,實為《新青年》上不多的論理充分之文。文章先舉出西人實驗頗多例證,說明「乩何以能動,扶者動之也……不過是扶者之無意識的筋肉動作耳」;然「常態時之有下意識作用,例證甚多。… …至於變態之時,則下意識作用顯然(有更顯著)表現,且別樹一幟,與意識作用分道而馳」,其例證即「歇斯推里亞病者……手雖動作作字,而在意識之我則毫不自覺」。但「信奉'靈學'者必又有辯,以為扶乩所得之文,實非扶者所能作,例如《靈學叢志》所載答吳稚暉先生音韻文三篇,文雖膚淺,然扶者毫無小學知識,即欲偽造,亦斷無偽造之實力。扶者意識之我尚不能做,乃謂扶者下意識之我為之,試問扶者下意識之我何由能作此文耶?」在陳大齊看來,「此種見解實為創造'靈學'之大護符,而為常人不敢絕對排斥'靈學'之一大原因也」,但「《靈學叢志》中所載音韻文三篇,其扶者有小學知識與否,非吾所敢斷言。……然安保扶者不嘗寓目於音韻之文,意識之我雖忘之,而下意識之我猶憶之耶?」實際上,「扶乩所得之文,確是扶者所作。有意作偽者,出自扶者意識之我,無意作偽者,出自扶者下意識之我。」但「既是扶者下意識之我所作,而乩書明明作某鬼到者,又何故者?吾謂此乃扶者下意識之我」,而此「扶者下意識之我」,「正所以表現中國人之劣根性,而吾人謂扶乩為無意作偽者,亦正指此」。至於俞復文章(《靈學叢志》)以科學「事事徵諸實象,定其公律,可成為有系統之學」自辯,陳大齊回答:「今之科學,以經驗為基礎,以事實為根據,通諸事實,求其公理,以成系統之學問,此誠不易之定論也。」「精神病者之見神見鬼,是精神病者之經驗,亦精神病者所引為真事實,而旁人觀之,莫不笑其誕妄」,所以,所謂「鬼神之說不張,國家之命遂促」,此種論調尤可見「二十世紀之中國人,其頑鈍之狀,猶與有史前之初民相等」。

  如此抽絲剝繭、理據十足地批駁,觸及了扶乩之偽的要害。故,《新潮》1卷2號「書報介紹」欄介紹《〈新青年〉雜誌》一文,例舉「質料而論」的「《新青年》裡的好文章」,就把《闢“靈學”》與其時已名滿天下的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相提並論,可見《闢“靈學”》影響之大。此文顯然得到了陳獨秀的首肯,然陳自知於此難有作為,這有見於《新青年》上繼之而起的「鬼相念寫」之爭。

  《新青年》讀者「莫等」⑥與易乙玄一樣,也非關乎此類自然科學知識的門外漢,他抓住《難易乙玄君》和《答陳獨秀先生〈有鬼論質疑〉·識語》暴露出自然科學知識匱乏的弱點,致信陳獨秀,說:「鄙人對此問題,研究有日,從根本上可以斷定無鬼。而於攝鬼相念寫等事實,則積極是認之(此等事實,散見於東西書籍,確鑿可信者甚多,不勝枚舉。'後有辯論,當隨時援引。'最近如俞复、楊廷棟等,均云攝得鬼影,語亦可信。俞復更雲能於無光處攝影及攝得山水等影,愈可證後理之確鑿也。)」,說國外已有「攝鬼相念寫」的例證,他依據自然科學詳加解析,聲稱「鄙人舊曾蒐集此種事例不下百數十條,頗欲以歸納法發見其一定之法則。近已稍稍就緒,唯尚無餘暇以足成之。茲先以一部分發表於貴志,頗欲引起海內學者之研究,或加以是正,則真理出而邪說息,世人亦可以免於眩惑。」⑦言之鑿鑿,氣之焰焰,《新青年》5卷6號《通信》欄特設子題「鬼相之研究」(列入封面「要目」,以示重視),刊出「莫等」來信,陳獨秀答語不多,請出王星拱(撫五)、陳大齊答復。 ⑧

  王星拱(撫五)的答文,對「莫等」能「以科學解釋吾人未能解釋之問題」而使「討論歸於正軌」,表示讚賞,他運用自己所擅長的化學、物理知識,對信中「不能清晰確切」或概念不當「致有誤會」之處,逐條解釋,諸如「來書所謂極微細分子,究作何解?」「來書所謂放射,是否為Radioactivity?」等等,雖有助於澄清自然科學知識運用上的錯誤,但「鬼相念寫」之說,顯然並非僅僅為純粹自然科學領域裡的歧見。陳大齊的《闢“靈學”》是把扶乩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借助自然科學知識證其之偽的,而為「莫等」《致陳獨秀》提及。 ⑨對比之下,陳大齊(百年)的答書更為有力,他說:「鬼照念寫等是事實上沒有證明的現象,我們豈能用那事實上沒有證明的假定做一個前提,依照演繹推理法去證明它們的確實嗎?所以記者的意思,第一要緊的還是事實上證明”。文中例舉的日本福來友吉博士的實驗,正是「莫等」《致陳獨秀》以證「鬼相念寫」存在提出的依據,⑩而福來友吉恰是陳大齊留學日本時的受業師,陳的回答是:「念寫這種現象近來在日本最流行……日本研究念寫最有名的人便是福來博士,日本人一提起了念寫,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聯想到福來博士的」,但他信仰的「念寫」,是「胸中先有了成見,所以實驗的時候,並不想種種預防的方法,去防術者的作弊。所以他實驗的成績絲毫不能證明念寫的真實,他雖大吹大擂的主張,並沒有信奉的價值」;「足下倘想脫離福來先生偏見的束縛,我可以推薦幾種和福來先生反對的著作,請足下看看……一定可以明白長尾夫人和三田光一的念寫都是騙人的。念寫既是假的,足下當做念寫結果的那種鬼照,在理論上,也便失卻根據了。」

  《新青年》6卷4號再設《通信·鬼相與他心通》,仍是「莫等」與王、陳的通信,「莫等」承認:「蒙諸先生以科學的眼光,解釋得很明白,很真切,把我粗疏的思想,簡直像下了針砭。私衷感激,真是不可言喻。」具體分析了自己相信「鬼相念寫」認識論上的根源,同時,又提出自己仍有的一些為科學未能解釋的疑問,如他一年前在澳門遇到的一位「跛腳跣足」的相士為人看相「能看破人心中的事,如自己年歲、父母妻兒生死年歲」等,「被看者都雲十成靈到七八」,自己一試,也有六成被說中。王星拱(撫五)的回答避開了此一說,陳大齊(百年)則認為「那個跛​​腳跣足相士,恐怕也不過善於察言觀色罷了,未必真有他心通」,所說「沒有諸事統計」,可見「實驗也並不很精確」,「不精確的實驗,便當不了確實的根據,因為我們的觀察是很容易錯誤的」,希望「莫等」多一些「懷疑的態度」。明顯可見,這次通信少了彼此間的辯難,多了面向社會的科學觀念、態度的啟蒙。


三、新思想的價值

  與批孔一樣,批靈學破鬼相由社會現實問題觸發,有明確針對性,與新文化倡導相一致,產生了重要的思想啟蒙意義。但是,批孔衍生的科學之是否可以取代宗教,在當時尚是一個有爭議而未能解決的問題,[11]這種情況同樣存在於批靈學破鬼相過程中,如把中國固有思想文化都歸之於鬼神觀念,以科學來取代,這在《新潮》青年學生的文章中更為突出。俞平伯立足於科學,就認為:「中國現在種種妖妄的事,哪件不靠著陰陽五行;陰陽五行又靠著干支;干支靠著陰曆」,「所以,我以為嚴禁陰曆——禁止陰陽合璧的曆書——是刻不容緩的事,是打破中國幾千年來神怪思想的最簡捷最痛快的辦法」。 [12]又如,新潮社把陳大齊的《闢“靈學”》《心靈現象論》等文章結集,取名為「迷信與心理」,為該書所作廣告(見前文)認為「中國思想上積得最厚的塵垢」即為「迷信」,《迷信與心理》就是對「種種迷信」給予「心理學上的解答」;徐彥之的《心靈現象論》(《新潮》2卷2號)對此說得更為清楚:「迷信與科學是不能兩立的。試問現在我們中國所要的是迷信,還是科學?我想,大家一定同聲答應說是科學。然而,環顧中國迷信的空氣還是很重,鬼神之說還是極盛,這樣下去,迷信越盛,科學的精神越不發達,前途實在危險得很!《心靈現象論》這本書就是專為破除迷信鬼神之說,提倡科學精神的書。」這裡所說的「迷信」,顯然還是一個內涵與外延都缺乏嚴格界定的概念,《新青年》批靈學破鬼相的意義,也無法從這種科學與迷信的對立中得到真正解釋,何況靈學也仍然是一個有待繼續爭鳴的問題,幾年後的「科玄論戰」可以說是對此的延續。我注意到,在有關靈學與鬼相的論爭中,陳大齊的文章就沒有用過「迷信」一詞,他是把靈學、扶乩以及鬼相念寫作為心靈現象來認識的,批駁也較少非此即彼的絕對化傾向,明顯可見現代心理學在思想啟蒙上的重要作用。實際上,批靈學破鬼相之於新文化倡導的意義,或者說,陳大齊躋身《新青年》新文化倡導更重要的意義,還在於使心理學之真正進入中國,他對此有多方面的運用,其思想與學術上的價值不可低估。

  比如,錢玄同早在1917年5月就把「中文改用橫行」作為新文化主張提出。這不僅招致社會上守舊派的攻擊,《新青年》同仁間也有不同意見,由此​​而發生爭論,這使錢玄同不得不坦誠邀請陳大齊,(11)陳應邀在《新青年》6卷6號上撰文,運用生理學、心理學(或曰生理心理學)知識說明「看'橫行'比較看'直行'便利」,說得相當透徹,也十分生動,不妨摘引:

  身體上無論哪一部分的運動,都靠著筋肉的伸縮;眼球也是如此。眼球所靠的有六條筋肉:——內直筋,外直筋,上直筋,下直筋,上斜筋,下斜筋。眼球往左或往右的時候,只要有一條筋肉作用,便能發生運動的現象。 ……單有一條筋肉作用,用力較小。用力小,自然是較為安逸,較為容易。要兩條筋肉共同作用,用力便大。用力大了,自然是較為勞苦,較為困難。這個道理,可以用事實來證明的。我們畫一個很精確的正方形在紙上,我們試拿來一看,總覺得左右的兩條邊較長,上下的兩條邊較短。明明是一個正方形,我們看過去,卻變成了一個長方形,不是正方形了。

  這是什麼緣故呢?正因為上下看較為勞苦,較為困難,左右看較為安逸,較為容易,兩方一比較,便生出一長一短來了。 ……現在把這左右看容易、上下看困難的道理,應用到讀書上面去,便可知道橫讀容易,直讀困難。 [13]聯繫該文在《新青年》版式改變上所起到的作用,[14]進一步可見,心理學之為新文化倡導所重視,勢所必然。心理學又是為陳大齊力主建設的一門新興學科,他在北大開設心理學課程,講義整理成的《心理學大綱》一書,列為「北京大學叢書」之二,1918年末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的《現代心理學》則注重介紹西方心理學的現代發展,諸如精神分析學、意識與無意識理論,如前所述,在《闢“靈學”》、《心靈現象論》、《答莫等》中得到具體運用。

  這對新潮社產生了更深刻的影響,徐彥之的《心靈現象論》就注意到,《心靈現象論》與《闢“靈學”》「都是根基於細密的心理學說」,認為「真要徹底的去研究這個問題,不可不讀一兩本心理學」,他介紹了陳所著《心理學大綱》和《現代心理學》。有一個現象,頗耐人尋味,傅斯年受周作人《思想革命》一文啟發寫的《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換》(《新潮》1卷5號),他對標題與行文所以不用「思想」而用「心理」,作了這樣的解釋:「思想原有廣、狹兩層意思。狹義的就是心理學上所謂'思想',廣義的就是'心理'的總稱。」[15]俞平伯的《社會上對於新詩的各種心理觀》(《新潮》2卷1號),內容談的就是思想或觀念,卻稱之為「心理觀」。新潮社對現代心理學介紹與運用最多、也最值得肯定的,是以小說創作在《新潮》上引人注目的汪敬熙,他發表的第一篇論文《什麼是思想? 》(《新潮》1卷4號),就是依據自己「所讀的心理學書里關於思想的議論」立論的,即使他撰文闡釋社會學方法論,也融入了心理學的思考;[16]他畢業於北大經濟系,出國留學卻選擇了心理學,《新潮》2卷4號「書報評論」欄上,他專文介紹1919年7月倫敦大學「本能與無意識」為題的心理學會議,詳細說明了榮格等六位心理學家圍繞弗洛伊德的“本能與無意識”展開的辯論,後他又寫出《心理學之最近的趨勢》(《新潮》2卷5號),系統闡述了「一戰」後西方精神分析學的發展與運用。 《新潮》終刊號(3卷2號)冠以「一九二○年世界名著介紹特號」,其中心理學方面的論文就有三篇,即馮友蘭的《柏格森的〈心力〉》、汪敬熙的《華德生的〈行為主義的心理學〉》、楊振聲的《譚嗣銳的〈新心理學〉》。這一趨向不能不與批靈學破鬼相中聲名顯著的陳大齊的影響相關,顯而易見,正是現代心理學的接受與運用,在改變著這些《新潮》作者當初惟科學是「宗」的傾向。

現代心理學之受到重視,還見於「新潮叢書」推出的第五種《現代心理學》(陶孟和著),《新潮》2卷4號所刊該書廣告詞說:「現代心理學的發達,實在影響各種學術制度。所以研究現代學術制度的人,對於現代心理學是不能不知道一點的​​。此書歷述現代心理學中的各種新學說,如變態心理學,動物心理學,兒童心理學,生理心理學,實驗心理學等,均詳晰無遺,實治現代心理學的好嚮導。」



註釋:

①還可以舉出叢書第三種《點滴》,書名附以「近代名家小說集」,以及為此所寫廣告,均不出自周作人之手。參見拙作:《“直譯”:中國新文學倡導期一個意蘊豐富的話題》,《第八屆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0橫濱號》,日本大學文理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化學科2011年12月30日出版,第122頁。

②徐彥之《心靈現象論》(《新潮》2卷2號「書報評論」欄)介紹,兩篇講稿1919年4月由北京學務局出版。

③見《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300-301、301、301頁。魯迅早在1918年3月10日寫給許壽裳的信中就說:「滬上一班昏蟲又大搗鬼,至於為徐班侯之靈魂照相,其狀乃如鼻煙壺。人事不修,群趨鬼道,所謂國將亡聽命於神者哉!」(《魯迅全集》第11卷,第348頁)

④陳獨秀的《答陳獨秀先生〈有鬼論質疑〉·識語》開篇說:「餘作《有鬼論質疑》言過簡,讀者每多誤會;承易乙玄君逐務駁斥,使餘有申論之機會,感甚感甚。同社友劉叔雅君,別有文難易君,鄙意有未盡者,條列於下」。

⑤見劉叔雅該譯文前的一段話。 「海克爾”被劉叔雅譯作“赫克爾”,並標以“哲學、醫學、法學、理學博士」。

⑥文中莫等所以加引號,因其可能是化名,反對者用此化名,以見這一爭辯的急迫。

⑦莫等:《致陳獨秀》(《新青年》5卷6號《通信·鬼相之研究》),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第231、232頁。該書對此信的段落排列,較之《新青年》上原文有誤。

⑧陳獨秀《答莫等》(《新青年》5卷6號《通信》)說:「足下提出的意見,已經王先生用'化學'的見解,陳先生用'科學方法論'的見解(均見後附錄),說得頗清楚,不用鄙人多答的了。」(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第229頁)

⑨「陳百年先生謂西洋曾有人實驗魔擺,不能自動,此誠然。以縱有放射力當有限度,不能從室外撼此一絲之物也。」(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第232頁)

⑩莫等例舉「近讀日本文學博士福來友吉《透視與念寫》一書」,說:「彼實驗兩婦,能於三枚或十二枚之干片中,書寫清朝之文字,而上下則無痕跡。'此事經多人立證甚可信。福來氏書十餘萬言插真跡圖數十幅,專紀之,唯並無論斷。'」(同上,第230頁)

(11)「記得今年春天,你曾經對我說:'就​​生理學方面研究起來,看橫寫比較看直行要不費力。'這是根據學理立論,理由一定更為充實。現在我請你把這就生理證明看橫比看直便利的道理詳詳細細的告訴我,想來你總可以允許我這請求的。」錢玄同:《致陳大齊》(《新青年》6卷6號《通信·中文改用橫行的討論》),《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378頁。


【參考文獻】

[1]《錢玄同文集》第1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64頁。

[2]《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264頁。

[3]《錢玄同文集》第2卷,第10、10-11頁。

[4]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年,第209頁。

[5]《隨感錄十四·陰陽家》,《陳獨秀文章選編》(上),第275頁。

[6]《魯迅全集》第1卷,第116、116頁。

[7]陳子善、張鐵榮編:《周作人集外文》,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年,第275頁,見魯迅《熱風》。

[8]陳鐵生:《駁〈新青年〉五卷五號〈隨感錄〉第三十七條》,《新青年》6卷2號《通信·拳術與拳匪》,轉引自《魯迅全集》第8卷,第83頁。

[9]《集外集拾遺補編·拳術與拳匪》,《魯迅全集》第8卷,第81-83頁。

[10]易乙玄:《答陳獨秀先生〈有鬼論質疑〉》,《新青年》5卷2號。

[11]陳方競:《“批孔”:開啟新文化倡導的一道閘門》,《學術研究》2011年第3期。

[12]俞平伯:《打破中國神怪思想之一種主張——嚴禁陰曆》(《新潮》1卷3號),《俞平伯全集》第2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477頁。

[13]陳大齊:《答錢玄同》(《新青年》6卷6號《通信·中文改用橫行的討論》),《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378-380頁。

[14]陳方競:《“橫行與標點”:〈新青年〉新文化倡導的一個並非輕鬆的話題》,《文藝研究》2009年第7期。

[15]《傅斯年全集》第1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50頁。

[16]汪敬熙:《社會學方法論》,《新潮》2卷3號「書報評論」。

【催眠術】我國催眠術的發展和起源(大陸地區)

作者:逍遙右腦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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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催眠術的真正起源和發展,因文字記載有限,只見於古籍中散在的記載。如唐明皇夜遊月宮的故事(見於《唐逸史》《仙傳括遺》中):開元中秋夜,明皇於宮中玩月,羅公遠奏日:「陛下莫要至月中否?」乃取擲之,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行至大城闕,日:「此月宮也」。 《初刻拍案驚奇》說唐明皇在月宮中看見了一塊「廣寒請虛之府」的金字匾額,雙從宮中仙女處學得了《霓裳羽衣曲》。這雖是民間傳說的文字記載,也許是羅公遠使用了催眠術,在暗示下使唐明皇出現各種神奇的幻覺。另外,還有周穆王看到西極天國神仙下凡,能入烈火,能穿金石等神話故事,都有可能是催眠後幻覺的表現,只是將當時存在的催眠神奇現象,運用故事的筆法傳播。我國儒家的一些書籍中也有類似催眠術的描寫,認為催眠現像是「怪力亂神」的巫術現象。

  我國催眠術的應用也同國外一樣,最早見於寺廟中,神職人員常運用催眠術進行占卜、消災怯疾,外出傳教時也講述類似的催眠術的應用。他們不但使用自我催眠進入催眠狀態,成為神的化身,也常應用集體催眠的方法,使教徒門集體進入催眠狀態後,通過暗示,使他們能感受到神的存在,聆聽著神的指意,以此消除所存在的心理問題和心中的困擾。在我國民間所存在的巫婆裝神弄鬼的騙人把戲,應該是自我暗示後失神樣的癔症性意識恍惚狀態,或類似催眠狀態,但這不是神魔力量,只不過是自我暗示後的意識變異表現,當然,更不可能為人怯疾治病了。

  我國現代催眠術起於19世紀後期。 1909年由余萍客、劉鈺等人首先創立了「中國心靈俱樂部」後改為「中國心靈研究會」,開展心理與催眠術的研究工作,出版有關催眠刊物60餘種,如《催眠術》、 《催眠術講義》、《電鏡催眠術》、《催眠療病學》、《催眠學問答》,培訓了大批學員,鼎盛時期研究會員多達8萬餘人,可說是我國催眠史上輝煌燦爛時期。但同時,也出現了濫用催眠術的現象,甚至變相地損害了催眠術的良好形象,受到抨擊,使其聲譽急驟下降,再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心靈研究會和有關刊物也處於停滯狀態。但催眠術的科學性再次被證實和它的應用價值,我國相繼出版了《催眠術》、《催眠術大全》、《催眠術入門》、《世界催眠術》、《催眠探奇》、《現代催眠大法》、《心理治療指南》、《心理諮詢百科全書》等數十集催眠術書籍和有關催眠術的文章。

  近20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和發展,心理科學得到應有的重視,催眠術作為心理治療的一項重要內容也開始復蘇,尤其是與國際間的交流越來越頻繁,受國際催眠學會啟發,催眠術積極有效的實用價值的體現,我國催眠術又重新啟動了。 1986年10月在山東泰安市成功舉辦了第一期催眠講習班,有來自全國各地50餘名醫務工作者參加了學習。由我國著名的催眠學家馬維祥副教授親自講解催眠術的理論和操作,在講解實習的示教中,運用催眠術治療了一些"奇​​病怪症",一位面黃肌瘦、體弱無力的年青厭食症患者,經內科治療三月餘,仍無改善,未進顆粒食糧,只靠水果充飢,在催眠講學時進行催眠治療示教,終於奇蹟出現了,患者在進入催眠狀態後遵循催眠師的指令,津津有味地飲水進食,催眠後情緒瞬間振奮起來,愉快地同教師和學員同桌就餐。在這次進學期間還接待了神經性嘔吐患者和下肢癱瘓"行走困難已年過60的一位婦女,均在催眠治療中迅速康復。在催眠術講習班結業的大會上還進行了快速催眠示教,通過短短的半月學習,學員親眼目睹了催眠的作用,及其神奇和有效性,並掌握了催眠術的基本操作方法。學習畢業後許多學員返回各自單位後已能使用催眠術取得滿意的效果。

  然而從此以後,催眠術由於受外在社會環境的影響,而一度被人誤解,使催眠術又重新走入低谷,催眠師的數量隨著老一批的心理催眠專家的淡出業界而越來越少,同時催眠的培訓也遠遠達不到社會的需求,當然國家沒有一個明確對催眠從業及培訓的明確的規章制度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因此現在所謂的催眠師,包括我本人,也只是一些善長催眠術的心理諮詢師和治療師。而在國外要想成為一個催眠師,用過五關斬六將來形容毫不為過。所以推廣催眠這項古老的藝術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工作。這不僅需要我的努力,也需要你們大家對它的接受和了解,這裡麗天曉斐為您對催眠的關注表示感謝。

  現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催眠已能夠漸漸的被民眾接受,在上海就出現了中國第一家催眠門診,無論它的水平怎麼樣,這至少是一個進步。而在青島部份諮詢師對催眠術也抱著懷疑的態度,更逞論廣大民眾。另外在青島從事催眠工作的部份諮詢師也只是將催眠當作其諮詢工作的一種方法,偶爾為之。所以缺少一種系統的、長期的鍛煉、培訓,督導機制。這也是制約催眠廣泛推廣的一個原因。

  催眠術在我國的應用範圍,不僅在醫學界,在心理學界、教育、運動、司法和商務工作中也得到廣泛應用。我國催眠學研究會和催眠學會,也正在積極的籌備中。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國會有自己的催眠術的研究組織和催眠學會,並建立起我國完善的催眠術的規章和製度。特別青島作為奧運會城市,相信在08年之前,催眠一定會有一個刺激性的飛躍。

2014年8月15日 星期五

轉載:斷裂與匯聚:當代台灣史研究的多重知識系譜

作者:張隆志助研究員(台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週報,第1274期
網址: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file/file/39/3967.pdf


斷裂與匯聚:當代台灣史研究的多重知識系譜

  台灣史研究自1980年代後期以來,由於解嚴後言論思想的自由多元、各種檔案文書的開放,當代新興思潮的譯介,以及新生代人才的投入,歷經二十餘年的蓬勃發展,在史料發掘、課題開發、人才培育及國際交流等方面均有重要成果,成為台灣人文社會學術最具活力的新興領域之一。欲理解當代台灣史研究的豐富而複雜的學術內涵,以及多元而異質的言論景觀,固需重視1980年代解嚴前後台灣政治社會的外在動因,更不容忽視近代以來台灣史研究的長期學術脈絡。具體而言,當代台灣史研究的知識系譜,可溯自十九世紀後期的日本殖民地研究、二次戰後的中國地方史研究,以及1960年代的西方區域研究等多重學術傳統。並受到晚清及日治時期台灣史書寫、戰後海外反對運動,以及解嚴前後島內民主運動等本土歷史論述的影響,茲分別加以介紹。

(一)日本殖民地研究傳統中的台灣史
  1895年以後由東京帝國大學學者所進行的台灣探險調查,開啟了日本殖民地學術研究的先聲。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教授Ludwig Riess的《台灣島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1897)一書, 可視為學院台灣史書寫的里程碑。而日本統治前期由官方殖民歷史編纂與調查成果,可以竹越與三郎的《台灣統治志》(1905),以及後藤新平推動的台灣舊慣調查事業,尤其是岡松參太郎等人編纂的《台灣私法》及《清國行政法》等重要史料為代表。

  日治中期的台灣史料編纂與研究業績,除1922年台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的《臺灣史料稿本》外,以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後的台灣相關研究為主。例如文政學部史學科南洋史講座村上直次郎的荷蘭文獻調查、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移川子之藏等人的原住民傳說系譜研究、理農學部富田芳郎的聚落地理學等,均為代表性學術成果。而日本台灣研究先驅伊能嘉矩的遺著《台灣文化志》(1928),以及東京帝大殖民政策講座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の台灣》(1929),則被譽為台灣研究的經典名著。

  日治後期台灣歷史民俗的研究,可以《民俗台灣》雜誌為代表。由台北帝大醫學部金關丈夫,結合池田敏雄、立石鐵臣、楊雲萍、陳紹馨、戴炎輝、黃得時、吳新榮、莊松林及曹永和等人,致力保存台灣地方文化。上述台北帝大的研究傳統,隨著1945年日本戰敗而中斷。僅有岩生成一及中村孝志等個別學者,延續其近世東西交通史和荷蘭時期台灣史的研究。直至1960年代,方有留日台灣學者,如涂照彥、劉進慶、許世楷、黃昭堂及戴天昭等人,分別從事台灣經濟及政治外交史的研究。而戴國煇更於70年代初期創辦「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結合若林正丈、松永正義及春山明哲等日本學者,從事台灣近現代史料蒐集,以及霧社事件等課題的先驅性研究。

(二)中國地方史研究傳統中的台灣史
  明清時期的中文台灣文獻,以方志編纂為主。如清代共刊刻台灣府廳縣志凡二十餘種。而日治時期由台人以傳統史學體例撰寫的台灣史著,則首推連橫的《台灣通史》一書(1920)。1949年後由大陸遷台的中國學者傅斯年等人,以中央研究院及台灣大學為據點,延續中國現代史料學派的學術傳統。而中西交通史家方豪及中國近代史家郭廷以,分別展開其台灣史研究。經濟學家周憲文則於台灣銀行創立經濟研究室,並自1957年到1972年間刊行《台灣文獻叢刊》309種,為台灣史研究奠定堅實基礎。另一方面,由陳漢光於1951年12月創辦出版的《台灣風物》,以日治時期《民俗台灣》雜誌同仁為班底,成為戒嚴時期的少數民間台灣研究刊物。

  戰後學院的台灣研究的發端,可以1965年11月台灣大學文學院舉辦的「台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學術討論會為代表,會中陳紹馨曾發表〈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研究的實驗室:台灣〉重要論文。其後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資助下,由許倬雲及陳奇祿陸續主辦「台灣研究研討會」,並推動「台灣口述歷史計劃」。至1970年代,則有張光直主持的「濁大計劃」),以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等計畫,引進西方社會科學方法及區域研究等新取向(詳下節)。

  至於戰後官方的台灣史研究,則以地方文獻編纂為主。 1946年至47年間臺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曾邀請台灣史家楊雲萍、留日學人朱雲影、及台大留用日本教授國分直一等人從事台灣文獻編纂計畫未果。1948年6月台灣省通志館設立,以林獻堂為館長,旋於1949年6月改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0至1965年期間,曾由黃純青及林熊祥邀集多位台籍學者編修《臺灣省通志稿》。至1970年代則有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與省文獻會合辦「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活動,並由林衡道等人推動地方文史調查和古蹟研究。

(三)西方區域研究傳統中的台灣史
  二十世紀期初期英文台灣史先驅作品,可舉William Campbell的Formosa Under the Dutch(1903),以及James Davidson的The Island of Formosa(1903)為代表。1960年代後期,西方學者陸續至台灣及港澳泰國等華人社會進行田野研究。台灣的豐富明清檔案及日文資料,亦受到西方學界的注目。除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外,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成立台灣研究小組,另有猶他家譜學會致力於台灣族譜調查。其主要成果可以王世慶對民間古文書的搜集整理為代表。他於1974年到1978年間,協助美國猶他家譜協會搜集1,218件台灣族譜,並為美國亞洲會台灣研究小組編輯《台灣研究中文書目》。而其在1976到1983年間,所採集影印的〈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共5,691件,更是台灣文獻界的重要成就。

  1970年代美國東亞研究學界關於台灣史的主要成果,除了William Speidel(史威廉)的劉銘傳研究外,還有Leonard Gordon的晚清外交史,Ronald Knapp的歷史地理與鄭成功研究,Harry Lamley(藍厚理)的清代械鬥與台灣民主國研究,Beatrice Bartlett(白彬菊)的故宮檔案研究,以及Ramon Myers(馬若孟)的經濟史與日本殖民帝國研究等。而Johanna Meskill的清代霧峰林家研究,與E. Patricia Tsurumi的日治殖民教育史研究,則與80年代Thomas Gold(高隸民)的
政治經濟史及John Shepherd(邵式柏)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成為戰後英文台灣史的名作。

  1970年代由旅美考古學家張光直主持的「濁(水溪)大(甲溪)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以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推動的「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計畫」等科際合作的集體研究計畫,提供台灣史學界不同於傳統文獻學及地方史的研究視野。這兩個大型研究計畫除了引進社會科學的觀點,並培育了新一代的台灣史研究人才。而陳其南及李國祁等人所提出的「土著化」與「內地化」理論,更成為80年代台灣史的重要討論課題。

(四)戰後海外反對運動及島內民主運動的台灣史論述
  欲理解80年代本土歷史研究的知識系譜,亦不容忽視戰後海外台灣人反對運動及島內民主運動等學院外台灣史論述的重要影響。例如1960年代由史明與王育德等日本台獨運動者,以及前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等人的作品。史明為左翼台獨運動者, 1962年以日文出版《台灣人四百年史》。王育德為東京大學語言學博士, 1964年出版《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中譯:《苦悶的台灣》)。而George Kerr的Formosa Betrayed(中譯《被出賣的台灣》)出版於1965年。上述作品在戒嚴時期曾廣泛流傳與海外台灣政治異議人士及留學生社會,其中文譯本更以地下禁書方式在台灣島內流通,成為許多讀者的台灣史啟蒙讀物。至1970年代中後期諸如《台灣政論》、《夏潮》、《八十年代》以及《美麗島》等黨外運動雜誌,對於台灣政治、歷史與文學的介紹與評論,亦成為解嚴前後台灣歷史意識與本土史
觀的論述資源。

  台灣異議雜誌的歷史,源自於日治時期《台灣青年》、《台灣》及《台灣民報》等刊物。戰後則以195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胡適和雷震等人所創辦的《自由中國》、1960年代《文星》雜誌、1970年代初期《大學》雜誌等為主要標竿。至1975年台灣菁英黃信介及康寧祥等人,共同籌劃出版《台灣政論》,探討國會全面改選、解除戒嚴、解除報禁黨禁等主題。1979年則有《八十年代》和《美麗島》雜誌,分別主張議會改革及群眾運動的黨外民主運動路線,並強調台灣意識及台灣史地。而1976年由陳映真、陳鼓應、王曉波、蘇慶黎及王拓等人創辦的《夏潮》雜誌,則以民族、左翼、鄉土為號召,介紹台灣抗日、工農運動、文化協會及帝國主義侵華及五四運動史實。1977至1978年間,更引發鄉土文學論戰。至1980年代,黨外雜誌經美麗島事件衝擊後更加蓬勃,並出現台灣結與中國結的論爭,成為解嚴以來台灣族群政治及國族認同問題的先聲。

  上述關於台灣史研究多重知識系譜的初步重建,提供吾人從史學史、方法論及知識社會學等觀點,重新理解當代台灣史研究內涵的討論基礎。政權轉移的頻繁以及族群關係的複雜,是台灣史發展的主要特徵。此一多重殖民及移民的歷史背景,一方面形成台灣史料在語言及內涵種類上的豐富與多樣化,另一方面則導致台灣研究及歷史書寫傳統的斷裂與重層化。未來如何從近代東亞各國史學典範的形成與變遷、不同時期台灣史研究的趨勢與特色、以及東亞周邊與亞非拉地區後殖民史學的對照和比較等分析視野,深入理解台灣近代歷史知識生產與典範轉移的複雜軌跡,將是台灣史學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和方向。


參考資料:
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第16卷第4期(2009年12月),頁161-184。

2014年8月13日 星期三

【催眠術】蔣渭水《小引、五年以前的我》截文

作者:蔣渭水,《臺灣民報》第六十七號,1925年8月26日
網址:http://weishui.org/index-33.html,章節:《五個年中的我》

蔣渭水(1891-1931年),字雪谷,台灣宜蘭人。為台灣日佔時期的醫師與民族運動者,曾創立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是反日本殖民運動中,重要的領導領袖。


小引、五年以前的我

  五個年中的我,並非突然生出來的我。我今年三十六歲了,五個年中的我的以前,還有三十一年的我的存在,所以要講出五個年中的我,須要略略說說五年以前的我,才能明白五個年中的我。

(省略)

二、初識林獻堂氏

  大正十年春(1921年),在宴席中由林瑞騰氏介紹,才識得林獻堂氏──瑞騰氏是台北的朋友介紹於我的──並聞獻堂氏是要上京去替臺灣人謀福的,所以我隔日就特地要表敬意去太陽館訪問他。那時有種種關於臺灣政治上的議論了。後來獻堂氏到東京和留學生聯絡,做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的運動。這的消息傳到我的耳朵,此請願趣意書,映入我的眼裡,我覺得這真是臺灣人唯一無二的活路啊!那時我就逢人便說──臺灣議會的設置,是臺灣人唯一的活路。有偵探對我說:「稻江人士濟濟,人人都不敢表示贊成臺灣議會請願的意思,獨你一個人,大呼特呼極力贊成。」我說:「人人都是怕著政府的威嚴──壓迫──不敢多言,設使能將全島臺灣人,一一施以催眠術,使其脫離督府的脅威,我想則人人都現出真情,來表示贊成啦。」他語塞辭去了。

  從前林氏所做過的台中中學校設立費的募集,及同化會的提倡,我在學窗裡看了,實在很難同意的。因為當時的督府,必不許可我們島人自設中學,若提供金錢請政府設呢?這不過是發現和台北國語學校相似的一個變態的──畸形兒──中等教育機關罷了,不如將這所募的二十數萬圓,用做獎勵留學的資金,那麼不知道多養成許多的人物哩!至於同化會呢,這是大不通的行動,我們本要出來反對,後來我們幾個學生同志,去鯤溟館詰問其幹部,才知道是一時的方便,所以我們守著沉默態度。及至這次提倡臺灣議會的請願,和我的主義上都暗中相合。我感覺著這種辦法,才是臺灣人唯一的要走的一條生路!爾來我的同志漸漸地增加了,我的活動的機會慢慢地成熟起來了。

(省略)

《臺灣民報》第六十七號,1925年8月26日

2014年8月11日 星期一

【催眠術】《補白》截文,魯迅,1925年(民國14年)

標題:《補白》
作者:魯迅,1925年(民國14年)
文集:魯迅文集·雜文集·華蓋集
網址:http://www.ziyexing.com/luxun/luxun_zw_hgj_21.htm(簡體)
網址:http://zh.wikisource.org/zh-hant/補白(正體)

魯迅,本名周樹人(1881-1936年),字豫才,浙江紹興人,為20世紀中國的重要作家,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1902年2月,21歲的魯迅赴日本,先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2年後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1912年改制東北大學醫學部)學習現代醫學。在醫校學習一年以後,便從學校退學。魯迅與反清革命團體「光復會」的成員: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等,來往甚篤。

《補白》1925年

---(省略)---



  先前以「士人」「上等人」自居的,現在大可以改稱「平民」了罷;在實際上,也確有許多人已經如此。彼一時,此一時,清朝該去考秀才,捐監生,現在就只得進學校。「平民」這一個徽號現已日見其時式,地位也高起來了,以此自居,大概總可以從別人得到和先前對於「上等人」一樣的尊敬,時勢雖然變遷,老地位是不會失掉的。倘遇見這樣的平民,必須恭維他,至少也得點頭拱手陪笑唯諾,像先前下等人的對於貴人一般。否則,你就會得到罪名,曰:「驕傲」,或「貴族的」。因為他已經是平民了。見平民而不格外趨奉,非驕傲而何?

  清的末年,社會上大抵惡革命黨如蛇蠍,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便親密的說道:「我們本來都是『草字頭』,一路的呵。」

  徐錫麟刺殺恩銘之後,大捕黨人,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罪狀曰:「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何以學催眠術就有罪,殊覺費解。)於是連他在家的父親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興旺,這才被尊稱為「老太爺」;有人給「孫少爺」去說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殺了,神主入祠的時候,捧香恭送的士紳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凱打倒二次革命之後,這才冷落起來。

  誰說中國人不善於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

  佛教初來時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學先生談禪,和尚做詩的時候,「三教同源」的機運就成熟了。聽說現在悟善社裡的神主已經有了五塊,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基督,謨哈默德。

  中國老例,凡要排斥異己的時候,常給對手起一個諢名,——或謂之「綽號」。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張三李四,倘只說姓名,本很平常,現在卻道「六臂太歲張三」,「白額虎李四」,則先不問事蹟,縣官只見綽號,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

  月球只一面對著太陽,那一面我們永遠不得見。歌頌中國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隱匿了黑的一面。譬如說到家族親舊,書上就有許多好看的形容詞:慈呀,愛呀,悌呀,……

  又有許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禮門呀,義宗呀,……

  至於諢名,卻藏在活人的心中,隱僻的書上。最簡單的打官司教科書《蕭曹遺筆》裡就有著不少慣用的惡諡,現在鈔一點在這裡,省得自己做文章——

  親戚類
  孽親 梟親 獸親 鱷親 虎親 歪親
  
  尊長類
  鱷伯 虎伯(叔同) 孽兄 毒兄 虎兄

  卑幼類
  悖男 惡侄 孽侄 悖孫 虎孫 梟甥
  孽甥 悖妾 潑媳 梟弟 惡婿 凶奴

  其中沒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為歷朝大抵「以孝治天下」。

  這一種手段也不獨訟師有。民國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毫無顧忌地褒貶。常常被貶的一群人於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價值的了,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別,道:《章瘋子太發其瘋》。有一回,他可是罵到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那怎麼辦呢?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時候,那題目是:《章瘋子居然不瘋》。

  往日看《鬼谷子》,覺得其中的謀略也沒有什麼出奇,獨有《飛箝》中的「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複,不失其度」這一段裡的一句「雖覆能複」很有些可怕。但這一種手段,我們在社會上是時常遇見的。

  《鬼谷子》自然是偽書,決非蘇秦,張儀的老師所作;

  但作者也決不是「小人」,倒是一個老實人。宋的來鵠已經說,「捭闔飛箝,今之常態,不讀鬼谷子書者,皆得自然符契也。」人們常用,不以為奇,作者知道了一點,便筆之於書,當作秘訣,可見稟性純厚,不但手段,便是心裡的機詐也並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將十元鈔票嵌在鏡屏裡當寶貝麼?

  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陰謀家,否則,他還該說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說,而鉤出別人來說;或者並不必鉤出別人來說,而自己永遠闊不可言。這末後的妙法,知者不言,書上也未見,所以我不知道,倘若知道,就不至於老在燈下編《莽原》,做《補白》了。

  但各種小縱橫,我們總常要身受,或者目睹。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親,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來,就都是這「覆』「複」作用;化數百元錢,請一回酒,許多人立刻變了色彩,也還是這頑意兒。然而真如來鵠所說,現在的人們是已經「是乃天授,非人力也」的;倘使要看了《鬼谷子》才能,就如拿著文法書去和外國人談天一樣,一定要碰壁。

七月一日

---(省略)---


2014年8月10日 星期日

【催眠術】《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截文

書名:《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
網址:http://www.guoxue123.com/new/0002/bsysq/016.htm

作者:錢穆(1895-1990),江蘇無錫人,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學家,儒學學者,教育家。1950年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1968年獲選為中研院院士,1969年,應張其昀之邀任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教授。1990年,發生素書樓事件,錢穆搬離素書樓。同年8月30日於杭州南路寓所過世。


四、私立鴻模學校與無錫縣立第四高等小學


  自一九一三年起,至一九一九年止,乃餘十九至二十五歲,前後共六年半,餘往來於蕩口梅村兩處。茲順其先後為序,並篇述之。

(省略)


  越一年,暑假後,余因病遲到校。是年學校新聘一教師,為松江朱懷天,新畢業於上海第一師範,已先到校,與余兩人同一寢室。室內惟兩床一桌。夜間同歸寢室,余告懷天,出校門有兩路,一左向,過小橋,即市區,可吃餛飩飲紹興酒,佐以花生塘里魚,課畢,同事皆往,想君亦已隨行多日。一右向,越圍牆田野村莊散步塍間,仰天俯地,暢懷悅目。余一人率右行。君今與余同室,願仍左行,抑改右行。懷夫立刻言,願改右行。於是相視而笑,遂為友。懷天較余年輕一歲或兩歲。

(省略)

  余與懷天又讀鮑芳洲催眠術書而喜之,曾召學生作練習。後見報載鮑芳洲在上海面授(1918年),只一周即可畢業。余以惜費不往,後乃以積錢買了一部《資治通鑑》。懷天一人往,謂歸來仍可兩人同習。旬日而返,告余七日學習之詳細經過。然懷天特喜新所學之自我催眠。時余與懷天寢室已分,懷天每天下午四時即在其寢室習自我催眠。余曾至其室觀之,其術頗似靜坐,只坐後自心內定歷四十五分鐘或一小時醒來,即能入睡眠狀態,到時果醒,則此術已成。懷天體素羸弱,自言醒來體況覺大舒適,習久當可轉健。余時正學靜坐,已兩三年矣。憶某一年之冬,七房橋二房一叔父辭世,聲一先兄與余自梅村返家送殮。屍體停堂上,諸僧圍坐頌經,至深夜,送殮者皆環侍,余獨一人去寢室臥床上靜坐。忽聞堂上一火銃聲,一時受驚,乃若全身失其所在,即外界天地亦盡歸消失,惟覺有一氣直上直下,不待呼吸,亦不知有鼻端與下腹丹田,一時茫然爽然,不知過幾何時,乃漸恢復知覺。又知堂外銃聲即當入殮,始披衣起,出至堂上。余之知有靜坐佳境,實始此夕。念此後學坐,倘時得此境,豈不大佳。回至學校後,乃習坐更勤。雜治理學家及道家佛家言。尤喜天台宗《小止觀》,其書亦自懷天桌上得之。先用止法,一念起即加禁止。然餘性躁,愈禁愈起,終不可止。乃改用觀法,一念起,即返觀自問,我從何忽來此念。如此作念,則前念不禁自止。但後​​念又生,我又即返觀自問,我頃方作何念,乃忽又來此念。如此念之,前念又止。初如濃云密蔽天日,後覺雲漸淡漸薄,又似得輕風微吹,雲在移動中,忽露天日。所謂前念已去,後念未來,瞬息間雲開日朗,滿心一片大光明呈現。縱不片刻,此景即逝,然即此片刻,全身得大解放,快樂無比。如此每坐能得此片刻即佳。又漸能每坐得一片刻過後又來一片刻,則其佳無比。若能坐下全成此一片刻,則較之催眠只如入睡境中者,其佳更無比矣。余遂益堅靜坐之功,而懷天亦習其自我催眠不倦。一日,余站梅村橋上守候自城至蕩口之航船,喚其停靠。餘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顧余曰,君必靜坐有功。餘問何以知之,老人曰,觀汝在橋上呼喚時,雙目炯然,故知之。余聞言大慰。

2014年8月1日 星期五

【催眠術】一貫道、同善社是日本侵略者的幫兇

寧波文史資料第十二輯·浙東浩劫 作者:曹史
網址:http://202.107.212.146:838/nbwshj/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29:2011-09-09-07-18-09&catid=45:2011-09-07-00-49-24&Itemid=64


曾經是一貫道“天才”的徐正康,同善社“六層引恩”道首葉晉初,分別於六十年代寫過《反動一貫道內幕》和《同善杜內幕》的兩篇材料。其中談到了一貫道、同善社在寧波淪陷期間與日偽狼狽為奸,危害百姓,反對抗日的一些罪惡勾當。所述情況雖是整個材料中很少的一節,亦可從中窺見淪陷區形形色色的一個側面,現輯錄於下:


徐正康述:

  1942年,我12歲,念完中學一年級,和我家住一條街上的日本翻譯、漢奸陳振中當了一貫道“瑤光”壇壇主,拉攏我父親,一家人都參加了一貫道。是年12月,瑤光壇舉辦“誠信仙佛訓練班”,父親和我都參加了。就在這個訓練班上,我被上海派來設壇點傳師桑椿森看中,說我這個孩子有“先天根基”,可以培養,從此受騙中邪,在瑤光壇當了七年“天才”。

  一貫道自日本侵略中國以後發展最快。在全國有兩個中心地,北方在天津,南方在上海。許多一貫道的點傳師當了漢奸,也有很多漢奸成為一貫道的點傳師。他們隨著日寇侵略勢力的擴張,深入到各地設壇傳道,發展組織。所以一般人都說一貫道是和日本人一起來的,就稱一貫道為“東洋道”。桑椿森就是一個掛著“商人”的牌子,與日本特務、日本流氓、日本商人勾結在一起的漢奸。他原來是上海滬西一帶有名的流氓頭子,後來得到上海大漢奸李麗週的邀請,在一貫道里當點傳師,由上海基礎台派遣到寧波設瑤光壇。協助桑椿森到寧波來辦道的另一個點傳師莊智信,則是由天津基礎台派來,也是一個精通五國語言的青島漢奸。

  一貫道在寧波得到很快發展,除南北基礎台派遣有漢奸身份的點傳師來傳道外,還依靠當地漢奸的配合。汪偽第十師師長長謝文達的副官陳文祥和謝文達老婆就是他們活動的靠山。陳文祥加入一貫道後,就在日軍寧波特務機關對面設立“明德”壇,自己領命為點傳師,謝文達老婆在中營巷12號設立“守一”壇,當時寧波地方上到處是汪偽軍、地痞流氓的地盤,一貫道有了這樣一個“帶指揮刀的點傳師”和師長太太撐腰,誰不忌憚,所以反動道會門的組織遍及寧波各地,分壇的壇主也多系地主漢奸和土匪流氓頭子。如像山縣姓姚的壇主,是汪偽象山縣警察局長,餘姚縣分壇的一個壇主是汪偽餘姚縣縣長勞乃心的弟弟;奉化東山的分壇,把著名土匪頭子“小雄雞”的結拜兄弟雙槍王某某作為依靠。這些都是一貫道的政治背景,此外,還有與當地日本特務勾結的,乾了不可告人的勾當。所以寧波一貫道和全國一樣,除宣傳迷信,騙取錢財,姦淫婦女等罪惡活動外,在日偽期間還充當了侵略者的幫兇,下面僅舉幾個事實例子:

(一) 道親進行奴化教育
  主要是兩種方法,一種是在點傳師主使下,天才裝作仙佛附身,用仙佛批沙(用乩筆在沙盤裡寫字)、借竅的騙術,傳達老申娘(一貫道尊奉的偶像,亦稱明明上帝)訓示,如說:“中國人與日本人都是老申的'原子'(原子即指修道人),老申是一視同仁的。”,把日寇在中國殺人放火,強姦婦女等等罪行,說成“現在是三期末劫,大算幾萬年清帳,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一切夙緣、夙冤必須現在了卻。”如道親遭到日寇或汪偽軍搶劫、姦淫,說成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考驗修道之人。”道親被殺害了,說成“上天在三期末劫須要原子,是老申召回去了。”有時還叫天才裝作死者來壇,說一套鬼話;另一種是,點傳師講道借用《四書》、《金剛金》、《孝經》等等舊時的著作,胡亂解釋。如用“修身治國平天下”這句話,叫道親最最要緊的是先修身,千萬不能先管國事,去反對日本人的侵略。不論是那一種方法,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道親把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看作是上天注定的,是理所當然的,千萬不能反抗。

(二)反共宣傳
  反共宣傳與奴化教育同時進行,方法也類似。如誣衊毛澤東主席是“蛇妖下凡”,攻擊抗日的三五支隊是“三五成群的烏合之眾”,宣傳汪偽政府掛的旗子有國民黨黨徽鑲黃邊,是奉天承運的“杏黃旗”,說什麼“杏黃旗幟空中飄,三千大同樂逍遙。”要道親們擁護賣國的漢奸政府。 1943年,杭州總壇派遣到餘姚活動的點傳師詹天保,在四明山區見到當地使用抗日政府發行的“抗幣”,就在當地向道親們編造謠言,說這是“糠”幣,“藏”幣(寧波土音“藏念抗”)遲早要變成細糠那樣不值錢,以後只能收藏不能使用。

(三) 偽刺探情報,給日偽軍掃蕩打前站
  如1943年,一貫道杭州總壇接受了日寇和汪偽政府的任務,特地派遣點傳師詹天保(杭州人)、朱永祥(餘姚人)到餘姚刺探三五支隊活動的,情報。上海基礎台同時指示寧波瑤光壇:凡詹、朱在餘姚活動,應盡一切力量予以協助。詹、朱當時最需要有一個既熟悉餘姚情況又有活動能力的天才,於是指名把我借去。當時,餘姚陸家埠是三五支隊的重要根據地之一,詹、朱二人就在陸家埠活動最勤。他們利用我年少不會引人注意,要我到機關、銀行門口去了解群眾兌換“抗幣”的情況和反映,見到許多穿灰顏色軍服的三五支隊在聽報告,或在互相說話,就要我一定設法前去竊聽。一次還叫我上街閒蕩,仔仔細細看一下三五支隊使用的是什麼樣子的槍。我竊聽到情況之後,要立即一字不漏的向他們匯報。詹天保或朱永祥將情報收集以後,每個月至少去杭州一次,向總壇作匯報。當時三北宓家埭、白洋湖等地有三五支隊經​​常活動,而且向群眾宣傳不要相信一貫道,有時直接干涉一貫道的迷信活動。而詹、朱對這些地方特別感興趣,一月之中壇期安排很多,去得很勤。

  1943年,我跟朱永祥在餘姚周巷活動,見到有三四十個三五支隊男女幹部(帶武器的很少)在向群眾做宣傳工作。朱見到這個情況,藉口開壇的“進道表文”用完。要在餘姚城裡領取,馬上獨自一人雇了一隻快船到餘姚城內。就在當天傍晚,大批的日、偽軍前來周巷掃蕩,當時要是沒有周巷當地群眾的幫助和掩護,一定有不少革命同志遭到殺害。朱永祥在日偽軍掃蕩後就當即回來了,他做的什麼勾當是很明顯的。

  1944年夏天,我們在餘姚低塘活動,發現壇主隔壁一戶農民家裡(也是道親),來了一位路過的三五支隊女同志(約20餘歲),隨身攜帶一支手槍,中午她吃完中飯準備午睡,朱永祥對我說:“槍是殺人的凶器,我們要想辦法消除它,可以少殺人”。因為我們是外地人,不好動手,就要壇主設法去偷。由於這個女同志警惕性高,她在午睡時把背在身上的米袋卸下壓在槍上面,再枕在頭下面睡覺,才沒法偷到。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時,我們正在餘姚各地活動。一天,我們在安山橋,點傳師徐貴芳接到了寧波瑤光壇的一封信,當他看完信後,當即燒掉,要我跟他步行回寧波。當時情況是:三五支隊準備從西鄉進入寧波城內,而反動派竟要已經投降的日寇和汪偽軍隊嚴密的封鎖寧波,對抗三五支隊進城。特別在西門外,日寇和汪偽軍只要一見有人要進城來,不問是誰,立即開槍殺害。我想,一貫道背景再大,這時也不能進城的。我們足足走了10多里路,直到半夜才到寧波西城外。徐貴芳根據信中指示,繞到南門,從下駕橋爬進來,下駕橋雖也用竹籬笆、鐵絲網封鎖,但橋上沒有日、偽軍看守,但過了橋,還是碰上了汪偽軍隊,徐貴芳走在前面,輕輕地對他們說了幾句話,汪偽軍就讓我們平安地回到瑤光壇。第二天我已累得無法走動,徐貴芳卻十分忙碌。這起事也很明顯,我們所以冒著生命危險進寧波,無非要徐貴芳匯報當時餘姚各地以及寧波西鄉的三五支隊活動情況。

  在寧波淪陷時期,寧波—貫道各個總壇之間合作得特別好,原因是有同一的政治背景,又是統一領導下進行政治活動。當時政治活動以“明光”壇為主,又通過“明光”壇點傳師陳文祥(汪偽十師師長謝文達副官)在惠政巷寧波特務機關對門設立一個“明德”壇,與特務機關聯繫,這個壇由點傳師陳文祥主持,而領導各個總壇的點傳師,都是直接到明德壇陳文祥那裡面授機議。

葉晉初述:
  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內,同善社忽又大為興盛,與一貫道幾乎“平分秋色”。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同善社十六代祖師彭泰榮從四川抗戰後方到了淪陷的北京,勾結了日寇,公開向道首們宣稱:“東洋人與西洋人不同,系同文同種”。將日寇列入不反不排之內,因而得到汪偽政府的大力支持。 1944年,經日本特務機關介紹,汪偽政府將彭泰榮從北京迎至南京,大漢奸汪偽外交部長、汪精衛的連襟諸民誼參加了同善社,並撥給了南京紫金山下一座古式狀元府大廈,接著以辦“匯坐”(靜坐)為名,召集了全國各地同善社道首代表300餘人,舉行了為時三個月的會議,我也奉召作為寧波地區道首代表,在寧波“大慈祥號”號首、“九層頂航”劉曉波率領下,從寧波到南京參加。會中除了華北、華中、華南淪陷區內的道首,還有來自重慶、成都、湖南等抗戰後方的道首代表。汪偽政府將這300餘名道首,捧為活佛活神仙。高崗裡會場門口掛著漢奸諸民誼親筆寫的大橫幅:“白王樓邊萬佛齊,紫金山下神仙會”。汪偽政府顧問,日本大特務影佐楨昭等,親臨大會祝賀,並派偽警、密探日夜放哨保護,防止有人破壞會議。祖師彭泰榮作了“遍地赤化,道與魔鬥”的反共專題報告,公開宣稱世界大亂,民不聊生,全系共產黨造成,同善社要負起與“赤魔”鬥爭的使命。會議決定了在各地同善社組織裡,附設“水火台'(這是個總稱,各地另有他名),要以恆帝之火,龍王之水,來消滅赤魔。這次會議,是同善社公開勾結日寇汪偽的開始,“水火台”則成為同善社宣傳反共、培養訓練反共骨幹、策劃反對抗日活動的行動組織。

  號首劉曉波率我等回到寧波後,即在“明善堂”內設立一個專平“赤化惡魔”的“木桓候大帝台”,宣稱:“木桓候大帝系火精,奉玉帝旨意來鎮壓“赤魔”,集中寧、溫、台、處(麗水)等四區道首“匯坐”,佈置反共任務。同善社的道首們盡是有財產的資本家或其他剝削者,號首劉曉波即以“赤魔”不平,道首身家性命難保、財產盡化烏有等駭人聽聞的話相威嚇,脅迫他們與共產黨對立。“明善堂”是“大慈祥號”領導各地基層組織的一個辦事機構,下設江東、江北、西門、南門、郊區各個“先覺祠”。在各“先覺祠”內設“北帝台”、“龍王台”,每逢集會,用大幅黃紙寫出“龍王之水,北帝癸未之火,消滅赤魔”的橫額,要求道徒們焚燒龍票,資助龍洋(銀元),投身“道魔之鬥”,其活動甚囂塵上。

  1944年,“九層頂航”劉寶初,奉彭泰榮之命,帶了幾十來歷不明的人,在日寇、汪偽保護下,​​經東錢湖、象山翻山越嶺,潛入未淪陷的溫州平陽、樂清及福州地區,借“為國求賢”之名,去了解這些地區的抗日武裝大刀​​會,紅槍會情況。這些組織帶有封建迷信色彩,過去同善社與他們曾有關係,會內部份人員系同善社道首、道徒。劉寶初從寧波帶去了數量很大的黃金,進行分化、收買,要使他們來為日寇、汪偽服務。



【催眠術】陳獨秀答何謙生(同善社)

題目:卷三 - 通信 - 答何謙生(同善社)
作者:陳獨秀
網址:http://www.wenhuacn.com/wenxue/xd_sanwen/chenduxiu/251.htm


何先生:

  我在北京時就聽得同善社有許多妖邪舉動,後來更知道長江一帶信奉邪說的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就是廣東現在也不少了。主持其事的人無一不是有形無形的辮子朋友,信奉邪說的大都是政界軍界極腐敗不堪的分子,勞動界學生界信奉邪說的都極少或竟即於無。這種邪說較之靈學會野心更大,簡直是白蓮教、義和拳底後身,且含有復辟作用,只有用刑法來裁制,那裡夠得上加以學理的批評。

獨秀一九二一,八,一。



附何謙生書

獨秀先生:

  近來的同善社,幾乎遍國皆是了。他本來是一個靈學​​會的化身;西洋人每謂中國難免不有第二批拳匪出現,未必不是指此而言。我近來翻閱全國的報章雜誌,竟沒有一篇攻擊他的言論,真令人十分失望。昨在友人處談及此事,友人告我道:“今年四月間,《湘潭日報》曾載有攻擊同善社之文數篇。後來同善社中的人,和該縣的縣知事商量,藉端將該報封禁,並將該報主筆拘押數日。”我便到處去找四月份的《湘潭日報》,僅僅尋得一篇,題名​​“闢同善社”,將同善社裡種種搗鬼的情形,說得十分詳確,今剪下寄上。 (但是同善社中還有些什麼扶乩,飛鸞的功課,該文中還沒有論及,)我希望先生,拿出推倒上海靈學會時的精神,做兒篇得力的文章,使這班妖人不敢再行鼓吹邪說,那才是中國國民的大幸咧!

何謙生一九二一,七,二五。黎明


附《闢同善社》

  北京大學哲學教授陳大齊先生說:“科學和迷信,兩不相容,迷信盛了,科學就不能發達。我們要想科學進步,要想人在社會上做一個更有幸福的人,就不能不打破這罪大惡極的迷信,這些提倡迷信的人,有的簡直是有意作偽,有的還算是無意作偽。有意作偽的就是奸民,無意作偽的就是愚民,有意作偽的,我們沒有執法之權,只好期其良心上之反省,不和他爭辯罷了。若係出於無意的作偽,那麼,我們這些略有科學知識的人,就不能不聊盡提撕警覺之責。”我今本此意旨而為此文,願閱者諸君,稍加註意。

  迷信發達,科學就沒有進步,這本是一定不易的道理。我們中國又是一個迷信極發達的地方。死了人因為沒有覓著吉地,便把死屍停在家裡。舉行婚葬之事,動不動就先要擇個吉日,眼看著天氣晴和的日子不舉行,到了所擇的那天,就是刮風下雨,也只說是命裡所招。一對好好的男女,說他們的八字不合,便不許他們結成夫婦。病了人,不肯問醫吃藥,只知道許願求神,就是病死也無恨。這一類可笑之事,筆不勝書。這還不過是行為的方面,顯然易見迷信之為害。至於看見月蝕,就說是天狗吃月;看見怪胎,就說是災異不詳,看見五星聯珠,就說是國家的嘉瑞;看見不常有的疾病,就說是鬼神為禍。無論遇著一件什麼事情,動不動就用迷信去解釋;無論解釋得合理與否,決不肯再詳細去研究他。這樣一來,科學還會有發達之一日嗎?稍有知識的人,就知道迷信的罪惡,極力的攻擊迷信。留心社會事業的人,也時常執筆為文,說明迷信的原因;使一般人明白一切迷信的由來,不肯盲從這些提倡迷信的人的胡說。

  同善社,我先時還以為是一個什麼研究衛生講求道德的機關。後來有人告訴我:凡屬入社的,先教以靜坐之法,命其日行不輟,有時還要念經膜拜,由此便可以卻病延年,登仙成佛。這樣說來,同善社的性質,便一望而知了。既說靜坐可以卻病延年,為什麼靜坐法的元祖——岡田寅二郎——靜坐一生,不過四十多歲,便一病不起呢?就是近來許多在同善社的人,也未嘗不病也未嘗不死。我們若是知道自己到了三十歲一定會死,萬萬不能活到三十一歲;我們便加入同善社,學習靜坐之法,果然活到三十一歲沒有死,那我們便可以說靜坐確實是可以延年。但是我們現在知道自己三十一歲一定會死麼?並且不靜坐的人為什麼也有長壽的?這樣看來,靜坐的人不死,而歸功於靜坐,不也大可笑嗎?

  提起卻病一層,也不過是偶然之事。時行的醫生,有許多沒有一點醫學的知識,他們所知道的,就只幾個很普通的藥方,他們也時常可以治好別人的病。並且還有許多窮困的人,他們害了病,每每不藥而痊。一個人只要自己知道講求衛生,注重體育,不時常以金錢,勳章,生殖器為念,精神自然會舒暢的,能按時作有益之運動,身體自然會強壯的。 (縫工,雕刻工,便不能時常運動。這都是根據學理而言,不是毫無對證的。)我真不知靜坐可以卻病的話,是從何處說起的呢?勞苦的工人,他們那有靜坐的機會,為什麼他們的身體又很強健?

  我正寫到這裡,旁邊一個在同善社的朋友看了,大不謂然,氣憤憤的向我說道:“我的相識十餘人,都因為有病而入同善社,一兩月之後,居然有四五人日有起色,這又是一個什麼道理咧?”我當時就回答他道:“一兩月之久,十幾個有病的人,僅僅好了四五個,這也算是人同善社之功嗎?兩個對手猜拳,猜到十幾拳總要猜中四五次。幾個人擲骰子,有個人口裡叫聲,'雙',骰子果然擲成雙,這也算是他的嘴裡有神嗎?世界上若毫無偶然之事,那迷信又怎麼會發達呢?”他又說道:“這且不管,為什麼我病了多年,百藥不愈,一人同善社便痊癒了呢?”我便拿著科學之理來作一個解答——近來各大醫院不常有用催眠術的嗎?不需藥物,便可以治療疾病,他無非是利用精神的治療,使病者不憂其病,故其病得以速痊。現在有入覺得有點不快,一心以為疾病之將至,時時注意於其不快之一點,於是弄假成真,果然害病,這也是常有的事。巫覡道士們又有什麼本領,他們有時也可以治人之病?無非是病者覺得巫覡道士們真具有回天之力,確能治病;自己的精神為之一爽,於是自己的疾病也覺得從此減輕,巫覡道士們豈真能治病嗎?這樣看來,靜坐可以卻病的話,不也同是一樣的可笑麼!

  我們生在這二十世紀,能不寶貴自己的光陰,乾一點於人類有實益的事業?徒然以靜坐為名,坐視一切,又何不早死之為愈?現在我們鄉里,居然也有一個同善分社了,一邊掛著招牌,一邊還貼著官廳的告示。可憐我們鄉里,貧苦的兒童百數十人,從沒聽見有人發願辦一所學校,教養他們,使他們也知道一點國民的常識!而對於這種無稽之說,竟崇拜若是,死力的去提倡,這中國又安得不日趨貧弱呢!加之這些鄉人,本具有社會上相傳的迷信,牢不可破,若再加以鼓吹,他們奔走若狂,日日以講求仙術為事,那他們還會有知道人事之一日嗎!

  至於登仙成佛的話,更屬荒妄奇離,他們又在哪裡看見了說得話的仙,走得路的佛?並且他們入社時,還要禮拜什麼菩薩,經菩薩的許可,才得認為社員,這種辦法,是不是提倡迷信,有意愚人?

  岡田氏、因是子諸人的靜坐法,有時還引證生理學心理學諸理,雖免不了牽強附會的毛病,總還是在研究學術一條路上走,不比同善社里,入社時就要誓告天地,不能以所習之法輕易傳授他人。我想,世界上的事,除開作偽之外,再有不可以告人的嗎?況且同善社里,每每把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幾個名字掛在口頭,這就叫做重五倫,講道德,並說六經之外無奇書。我卻不知他們所視為風塵中的人,倒只有四倫,而他們這些打算登仙成佛的人,反談起五倫來了,他們的用意不也很深遠嗎?至於六經之中,我實在找不出一句登仙成佛的話,他們自以為拿著六經之名,就可以搪塞這些不信服者之口,不也滑稽到了極處麼!

  我還聽說社里的人將第一層功夫練好之後,就要介紹十數以上之人為社員,不然就交納十人以上的入社金,社里才肯教以第二層的法術。這樣看來,又與騙錢何異,也配安上一個利人救世的美名嗎?

  我現在且把同善社諸君看作無意的盲從,故作此篇,同善社諸君或能稍加反省,不再鼓吹邪說,誘惑青年,使我們中國這點程度極幼稚的科學,不為之摧殘而中絕,那便是幸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