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藥科大學本科生畢業論文
網址:
http://wenku.baidu.com/view/0fe5880aba1aa8114431d932
目錄
摘要
前言
1 近代上海製藥業發展概況
1.1 西醫西藥的傳入
1.2 西藥行業在上海的發展
1.2.1 辛亥革命後到抗日戰爭前夕(1912—1936)
1.2.2 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
1.2.3 抗戰勝利後至建國前夕(1945—1949)
1.3 近代上海製藥業在國內所處的地位
2 近代上海製藥企業發展狀況
2.1 近代上海製藥企業的整體概況
2.1.1 組織結構及生產經營特點
2.1.2 民族製藥業的興起和發展
2.2 近代上海製藥業代表企業
2.2.1 五洲藥房
2.2.2 新亞藥廠
2.3 同業公會的組織、活動及其社會功能
2.3.1 公會的緣起和沿革
2.3.2 公會的運作及成效
3 近代藥學教育與科技創新的概況
3.1 近代藥學教育在上海
3.2 科技創新與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
3.3 當時中國醫藥學術團體概述
3.4 近代醫藥學書籍的出版
4 政府的角色與作用
4.1 制定相關政策的背景
4.2 若干相關政策分析
結語
摘要: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入侵使得西方藥學緊隨其來,它的傳入和普及也促進了近代製藥工業的誕生與發展。上海由於開阜等特殊的歷史背景,最先接觸到西方醫藥學,是我國近代製藥業發展的先驅。本文試圖以1912—1949這段時期著重從西藥方面展開對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的深入系統理論研究,具體包括三個階段:辛亥革命後到抗日戰爭前夕,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戰爭後至建國前夕。並通過闡明近代上海製藥業不同階段中經濟成分、進出口、發展情況、五洲和新亞等代表企業、醫藥教育、同業公會的組織及活動、醫藥書刊雜誌出版情況、政府的角色與作用、相關政策分析等內容了解近代上海製藥業的形成、發展和起伏,從而以史為鑑,以促進我國製藥業今後更好的發展。
前言
近代製藥工業是近代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且製藥業是世界公認最具發展前景的高技術產業,其特點是高增長,高投入,高效益,高風險,國際化程度高,規模經濟明顯,外部性強,受政府嚴格管制,對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意義重大。
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的侵略是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西方藥學也是緊隨西方列強和傳教士而來,作為一門科學技術,它為中國人民提供了一種迅速有效的治療方法,同時,它的傳入和普及促進了近代製藥工業的誕生與發展。上海作為我國近代製藥業發展的先驅,由於開阜等特殊的歷史背景,最先接觸到西方醫藥學,也是最早開設洋醫館、醫院、藥房、藥廠、西醫藥學校、民族資本藥房的地區,
因此,有必要對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進行初步探究,分析近代上海製藥業發展中存在的優勢和不足,有助於我們更好的梳理我國近代製藥業的發展,以史為鑑,以促進我國製藥業今後更好的發展。
上海西藥1行業是一個新興的行業,歷史不長,現行的出版物中對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進行系統研究的較少,各近代史著作中也較少提及,除上海市醫藥公司、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著的《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中就其歷史發展進行系統的專門研究;陳新謙所著的《簡記解放前上海及內地的製藥業》、 《中國近代藥學史》等論文和書籍對上海近代製藥業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側面論述外,進行系統理論剖析的較少。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本文試圖從鴉片戰爭以後至建國前夕這段時期著重從西藥方面展開對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的深入系統研究,了解近代上海製藥業的形成、發展和起伏。具體包括三個階段:辛亥革命後到抗日戰爭前夕,敘述民族製藥工業從無都有,發生髮展的情況,這一時期,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抵制外貨的愛國群眾運動,製藥工業得到較快發展,在上海製藥市場上,華商已取得了優勢;抗日戰爭時期,主要講述了在政治、經濟形勢急驟變動中,製藥工業的起伏變化,以及適應這種情況的生產和經營特點,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後,藥價不斷上漲,西藥行業開始存在投機活動,而製藥工業在進口瀕臨絕跡和市場需求下,得到了短時期的發展;抗日戰爭後至建國前夕,美貨傾銷,救濟物資和剩餘物資大量湧入,美國西藥充斥著上海市場,通貨惡性膨脹,製藥工業受到了沉重打擊,這一時期製藥業市場上走私、投機活動十分猖獗。
本文還通過近代上海製藥企業的發展狀況來側面反映近代上海製藥業發展的軌跡,其中主要通過五洲藥房、新亞藥廠這兩個代表企業作為其縮影,具體剖析他們的創設、發展和經營情況,從橫斷面了解行業的生產經營特點;然後通過近代藥學教育、學術團體、醫藥書刊及同業公會的發展演變、政府的角色與作用、相關具體醫藥政策的分析等多方面分析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情況,了解這一時期上海製藥業發展的特點,並從中得到對當代製藥業發展的啟示。
本文通過以下方面的探索,揭示了近代時期西方藥學傳入中國的歷史過程,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
1. 利用歷史研究的方法,蒐集、查閱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的相關資料,系統整理了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的歷史過程和具體情況,包括建立醫院、學校、藥廠、代表企業、藥學書刊、藥學雜誌出版、同業公會組織及其活動等。
2. 詳細查閱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相關資料,通過對具體文獻研究,歸納出近代上海製藥業發展的優勢和劣勢及其發展特點,為當代製藥業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3. 運用產業經濟學的知識,從官、產、學、研四個方面展開對近代上海製藥業發展的系統理論研究,研究其產業創新體系。
最終通過上述研究多方面詳述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明確其對我國近代製藥業發展的影響,這不僅可以使我們明晰近代上海製藥業的誕生、發展與起伏,也有助於理解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現狀。
1.近代上海製藥業發展概況
我國化學製藥工業萌芽於19世紀後期。它的出現與西醫輸入、西藥房的設立有關。 1853年,第一家西藥房英商老德記藥房在上海創立,售藥並使用機器製藥,至1889年,發展成為一個擁有12萬元資本的股份公司。 1890年,純利潤1.5萬元,僱工50名,在天津、漢口、蕪湖等地設有分店。 1866年,德商在上海創辦科發藥房,資本10萬元,僱工12名。 1909年資本74萬元,設藥水廠,僱工50名。 1886年,美商兜安氏西藥公司在天津、奉天、漢口、廣州設藥店。同年,英商屈臣氏藥房在上海、天津等地設分店(廠),售藥並製藥。
鴉片戰爭後,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被迫開埠,外國人來上海的越來越多。至1904年僅在上海公共租界地就有11497名外國人2,主要是英美法這些國家的人民,他們中大部分都是商人,還有一些傳教士和自由職業人。西方藥品和醫療器械開始傳入,在英、美、法等國圈劃的租界內最先形成。該年,英商怡和洋行首家開始兼營西藥,而首家專營西藥的藥店則是道光三十年英商開設的大英醫院(藥房)。鴉片戰爭之後,傳教士辦醫院的重心逐漸移動到上海,上海人民起初對傳入的西藥行業並不認可,但隨著教會醫院對人民的無償救助,相信的人越來越多,這大大促進了醫院在上海的發展。隨著不平等條約的不斷簽訂,內地開放的口岸日益增多,這些條約還都允許外國自由傳教和設立醫院。從1858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上海以外有各國建立的醫院有176家,其中沿海各省佔絕大多數,1880年以後建立的有150家,佔總數的85.4%。西式醫院不斷得到發展,快速帶動了西藥的發展,人們也越來越了解西醫西藥的原理,並誕生出了許多思想先進的人去外系統學習西方醫學,西藥在中國的發展正式拉開了帷幕。
1.1 西醫西藥的傳入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把基督教帶到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近代科學和醫藥學。由於當時主要傳人的只是淺顯的解剖生理知識,而且西醫在臨床治療技術上並不優於中醫,故影響不大。西醫開始對中國醫學發生影響是在19世紀初,牛痘接種法以及西醫外科和眼科治療技術的傳入,隨著西醫傳入的擴大,近代西醫學的成就相繼引入中國,從而為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840年鴉片戰爭後,隨著西方醫學的傳入西方藥學也輸入至中國。西藥商業、西藥工業、藥物研究、藥學教育,逐漸興起、確立,並以一種新的體係而發展。
西方醫藥學傳人我國後,最初我國人民對西醫抱著懷疑態度,對西藥不相信。以後,隨著傳教士不斷地設立醫院、診所,開辦醫學教育,西醫人數日益增多,西藥的需要量隨之增加,西藥的進口數量逐年上升,於是在國內便形成了西藥市場和西藥行業,西藥房應運而生。當時的西藥行業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的通商口岸,以後逐漸擴展至內地,西藥商業當時全部為外商所壟斷。
1.2 西藥行業在上海的發展
19世紀中葉,西藥全部為進口,許多外國商行在我國各大商埠開設的洋行,兼營進口西藥業務。如德商孔士、美最時;英商怡和、天祥洋行;瑞商天福、汽巴洋行;法商立興、百部洋行;美商慎昌、禮來洋行;日商丸三、若林等。這些洋行經營的西藥業務雖均屬兼營,大多數在香港、上海、廣州、天津、北京等地設有經理處或分行,既供應西藥現貨,又承應訂貨業務,成為各大藥房的貨源單位。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華商藥房取得了高額戰時利潤,積累了資金,以後隨著西醫西藥逐漸在中國人民中間取得了信任,醫藥衛生事業不斷發展,藥品的需求也有了進一步增長,銷售市場也日益擴大。一些藥房注重本業和本牌產品的經營和製銷,並開始分出了獨立的民族資本製藥工業,增加了有關商品如化學試劑的經營。與此相反,一些外國藥商由於本身開支過大,此消彼長,變化很大,市場優勢逐漸為華商藥房所取代。在歐美藥商難以發展的情況下,華商藥房擴大宣傳推銷,發展分支機構,銷售網點逐漸由沿海城鎮向內地和邊遠地區。上海市區的華商藥房已由1911年的28家,發展至166家,企業的經營管理也不斷演進,整個行業已奠定了基礎。
1.2.1辛亥革命後到抗日戰爭前夕(1912—1936)
1912—1936年的這24年,是上海西藥行業在原有微弱的基礎上得到發展和壯大的階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進占租界,對英美籍藥商實行軍事管制,對上海民族資本藥業實行經濟統制和掠奪,上海進口藥品減少,庫存進口西藥價格暴漲,本牌成藥暢銷,藥業獲得了高額利潤,積累了資金。隨著藥品需求的增長,銷售市場日益擴大,凡有條件的藥房均製售成藥,不少人投資藥業並開始經辦獨立的製藥工業、獨立的醫療器械商業和醫療器械工業,開始分出了獨立民族資本製藥工業,民國34年藥廠增至168家。但在另一方面,我國西藥商自製的某些商品,與日本有雷同的,如大生製藥公司所出的“千金湯”,中華製藥公司所出的“龍虎人丹”,愛華製藥社所出的“民丹”,羅威藥房所出的“慶胜丹”等,卻遭到進口日貨同類商品的嚴重打擊,有的並被淘汰。
在這期間,一些外國藥商由於本身開支過大,此消彼長,變化很大,1930年以後外國藥房大都衰落下去,市場優勢已逐漸為華商藥房所取代。在歐美藥商難以發展的情況下,華商藥房擴大宣傳推銷,發展分支機構,銷售網點逐漸由沿海城鎮推向內地和邊遠地區。上海市區的華商藥房已由1911年28家,發展至166家,企業經營管理也不斷演進,整個行業已奠定了基礎,而外商藥房雖也有所增設,但數量、規模和速度均不及華商,上海民族資本藥業在市場上逐漸取得了優勢。民國25年,有民族資本藥廠58家,醫療器械廠(工場)21家,中藥店500家左右,藥材行100餘家,西藥房166家,大型藥房在國內的領牌聯號、分支店近200家,布及22個省。
商業資本通常是產業資本在流通領域職能的分離和獨立化,而上海近代製藥工業正相反,它大多是在各大藥房制銷成藥附設的製藥部或合藥間孕育著胚胎,並在西藥商業發展到一定階段,逐步從商業中分化和獨立出來的。上海西藥商業以推銷進口藥品起家,實力雄厚;而製藥工業初期大多基礎薄弱,在資金與商品銷售上依賴於商業,有些還始終處於受商業資本直接控制的半獨立狀態。我國化學工業十分落後,上海製藥工業需要的原料又大多依靠進口,從而也依靠西藥商業的供應,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工業資本受著商業資本的支配。特別是市場上進口西藥充斥,使製藥工業的發展相當緩慢,一般亦只能生產屬於製造簡單的西藥品種,上海醫療器械和齒科材料亦是先商後工,發展更是緩慢。
1912年成立的中華製藥公司,是國人在上海以獨立形式出現的第一家民族製藥工廠。上距第一家華商中西藥房開設晚24年。在中華製藥公司之後,出現了一批製藥公司、製藥社和製藥廠。可以說中華製藥公司的成立是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的開端。近代上海製藥工業的發展和成長主要是在1924—1936這10多年的時間裡,特別是1933年5月海關修訂並提高進口稅率後,對醫藥工業的發展帶來了有利條件。據資料記載,到1936年末共有大中小藥廠58戶。這些藥廠有獨資、合夥和公司3種形式。但是,從西藥工商兩業的實力對比關係看,商業遠超過工業。這是由於商業發展的歷史較長由經營著很大部分價值較高的進口西藥商品的緣故。兩業1936年今本情況比較如下:
至於近代上海製藥工業的誕生與發展,也完全離不開商業的淵源和商業的影響。
1.2.2 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市區南區、閘北、虹口等地均為當時的交戰區域,歷時3月。上海工商業受到了嚴重的損失,直接毀於炮火的大小企業達2370餘家。大多數企業直接或間接都受到戰爭的不同程度損害,行業出現了不少困難。以後抗日軍隊西撤,上海大部分地區淪陷,租借成為孤島。 1941年12月8日,日軍進占租借,至此,上海全部淪陷。在這一段時間內,西藥行業也經過了起伏和變化。在戰爭開始至1939年間,行業的大多數企業都因戰事關係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 1939年至1941年間,逃避戰亂至上海的人不斷湧入,人口已由戰爭開始時的300萬激增至650萬。同時,各地游資也大量轉向上海。人口的增加帶來了對藥物需求的上升,而進口藥品減少,日本帝國主義又大肆搜括,市場物資更加短缺,供需矛盾的加深,促進藥價不斷上漲;又因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藥價上漲,行業有一個短時期的恢復和繁榮。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進口藥品來源稀少,藥價進一步上升,從事投機活動的西藥行大量開設,正常藥房業務活動受到影響;但民族資本製藥工業在市場需求的刺激和缺少外來商品競爭的有利條件下,試制了不少成藥和原料,獲得了一定發展。
1.2.3 抗戰勝利後至建國前夕(1945—1949)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日本的侵略勢力被排除,美國憑藉在政治上、經濟上取得的種種特權,對中國實行大規模的集中的商品傾銷政策,同時以所謂“善後救濟”和“慈善捐贈”等名義將大量軍事剩餘物資,經過官僚資本的機構和企業之手,進入了中國市場。西藥也是其中一項重要傾銷商品,在很短時間內,就排擠了其他國家在上海西藥市場的經濟勢力。這一時期,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濫發通貨,造成物價飛漲,人民生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近代上海製藥工業中,民族製藥工業由於美貨大量傾銷,生產受到嚴重摧殘,岌岌可危,生產水平和技術發展停滯不前,西藥商業在推銷美貨中得到一些好處,但受業外商販的干擾,再加外匯分配的管制,尤其是在物價飛漲的條件下,放棄正常經營,在很大程度上參加了投機活動。
近代上海製藥工業經過戰時的繁榮,生產經營有了一些初步基礎,為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但是,由於製藥工廠多數是設備簡陋,生產和技術的條件較差,勝利後在美國西藥大量進口傾銷和官僚資本企業的排擠下,難以立足,一批中小藥廠隨之倒閉。留存下來是一些基礎較好的,但生產亦大幅度下降,並陷於停頓狀態,不斷裁減工人,靠借貸和吃存貨來維持;有的則進行投機和做股票生意等來謀取利潤。至解放前夕,事實上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與製藥業密切相關的醫療器械、齒科器材和玻璃儀器等行業,所有企業的規模都很小,經營範圍也不大,經營商品在市場上不佔重要地位。勝利後,也沒有受到美貨和官僚資本把持排擠的影響,因此,繼續有所發展,企業戶數也有了增加。
1.3 近代上海製藥業在國內所處的地位
近代上海,是華洋並舉、萬商雲集的商埠。 19世紀中期開始有了西藥房、西藥廠、醫療器械廠。至於丸散膏丹中成藥、方劑、草藥,上海早就是個重要的集散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上海已經成為全國最集中、最重要的中西藥品、醫療器械產地之一,但基本上還處於依賴進口原料加工為主的落後狀況。
上海、廣州是我國近代醫藥工業的發祥地。藥廠最先在這兩個城市開辦,以後才逐漸擴展至其他城市及內地。
全國解放以前製藥廠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北京、廣州等地,而以上海為最集中。據1950年出版的《新藥業行名錄》(上海中亞廣告公司,1950)記載,全國共有269家藥廠,上海就有171家,佔63.56%。當時製藥業的生產規模以上海最大,技術力量以上海最雄厚,因此上海是近代中國製藥工業的重要基地,上海所產藥品估計約佔全國產量80%以上。
2 近代上海製藥企業發展狀況
2.1 近代上海製藥企業的整體概況
由於外國傳教士在上海廣開醫院,傳播西方醫藥知識,人們對西醫西藥的功效逐漸加深了信仰,外國藥商開設的藥房,營業發達,利潤優厚,引起了國人自營的興趣,但欲投資經營西藥業務,還必須具備化學知識和調配技能以及新的管理方式,而上海這方面的人才不多。因此在1887年以前,僅有個人或個別店鋪代銷西藥,還沒有出現華人開設的藥房。到了80年代,才有在大英醫院(藥房)工作過的中國職工與人合資開藥房。
上海西藥行業中,藥房和藥廠戶數雖多,但藥房的進、銷業務活動,主要掌握在經營進口定貸與本牌製造、批發業務的華美、五洲、中英、中法、中西、濟華堂、集成、萬國等幾家大戶手中。 1936年僅中法、華美、五洲三家藥房的營業額就佔全行業營業總額的40%以上;藥廠也是如此,1936年時僅新亞和信誼兩家的資本也要佔全行業資本總額的40%。
為了進一步反映行業發展過程,本文選擇了以商兼工、工商並重的五洲藥房和以新亞綜合性藥廠,作為典型企業,具體剖析他們的創設、發展和經營情況,從橫斷面了解行業的生產經營特點,以折射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縮影。
2.1.1 組織結構及生產經營特點
20世紀30年代以後,公司企業形勢已逐步成為中國最普通也是最重要的企業組織形式3。公司的發展和公司製度的不斷完善極大地促進了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特別是在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諸多矛盾和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方面去得了很大的成功,並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及推動現代企業製度的實行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近代上海製藥企業管理的科層結構在其演進過程中,一些規模較小或單一生產單位的公司企業,其管理層級大多按職能劃分,採用垂直式的管理模式及機構設置。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出現了互相關聯的多生產單位。對於那些規模較大以及擁有多個製造、經營單位的企業以及企業集團來說,在組織系統上已較多地採用了大公司的組織結構以及管理層級,實現資金調度、材料採購、產品營銷、人員調配的集中統一。有些還在一定程度上汲取和採用了大公司事業部製的管理層級模式。以新亞藥廠為代表,其於1938年12月訂立了《組織大綱及系統》。在董事會、總經理下設:1室、3處、4部(直屬)1廠、1所,處下設部,直屬部下設股及工廠,廠下再部、股,所下再設部、組,分工極為細密,組織龐大。公司全力最後集中於企業最高決策者總經理手中,各部門的獨立性相當有限。儘管其在具體機構的設置以及運營上已經具有某些大公司事業部製的雛形4。
當時上海製藥工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有著如下四個特徵:
1. 生產設備不健全:除五洲、中法、新亞、信誼等少數幾家設備較好外,其於(約90%以上)都是設備簡陋的中小型廠。這些廠的廠房大都設在弄堂房子裡,一間、半間、數量不等,往往家庭、工廠在一起,生產方式是手工作坊式的,產品質量很難保證。少數大型藥廠雖然設備條件較好,技術力量較強,能進行半機械化、機械化生產,但由於舊中國機械工業落後,這些廠的機械設備大多是從不同國家進口拼湊起來的,如五洲藥廠的甘油蒸發裝置是從德國進口的,旋轉式軋片機是美國產品,過濾機是瑞典產品。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上海解放,幾十年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
2. 原料依靠進口:解放前我國化學工業很落後,各藥廠所需化學原料甚至澱粉等輔料,90%以上依靠國外進口。如:中英藥廠所用的次硝酸鉍、酚酜等原料是從美國進口的;新亞藥廠所用的乙酰水楊酸等24種原料,也無一不是進口貨。有人說:“上海藥品的原料,除黃浦江的水是國產品之外,其他全部都是進口的”。雖然言過其實,但卻反映了近代上海乃至整個中國的製藥工業依賴於外國原料的實質。
3. 產品已成藥居多:近代上海製藥工業由於生產設備不全,研究力量薄弱,操作方法落後,原料來源受限制,故以仿製進口成品居多,自己新創品種甚少;產品以家用成藥居多,原料藥極少。
4. 有一套推銷辦法:在產品銷售上,附屬於藥房的藥廠,主要依靠藥房總、分店推銷;其他一般藥廠在本埠主要靠幾家大型藥房批轉代銷;部分小型藥廠由於產品單一,資歷薄弱,無力與同業競爭,產品主要向外埠客戶推銷。有的大藥廠在全國重要城市都設有經理處,派人員前往宣傳推銷。推銷辦法主要依靠廣告。廣告的形式很多,通過報紙、電台、期刊、產品目錄、路牌、櫥窗等都可做廣告。此外,各廠還可派人訪問醫生,贈送樣品,宣傳介紹本廠產品。據統計,各藥廠用於廣告的開支,佔其費用支出總額的20%以上。廣告成為推銷藥品的主要手段。
2.1.2 民族製藥業的興起和發展
上海的顧松泉於1888年在上海開設的“中西大藥房”。顧松泉是國人西藥商業的積極倡導者。中西大藥房的開設,打破了30多年來上海西藥市場為外商獨占的局面,為發展上海乃至中國的西藥業起了先鋒作用。此後,在上海陸續開設藥房,如英商老德記藥房的華人經理莊凌晨開設華英藥房(1889),黃楚九開設中法藥房,李厚桂等開設中英藥房(1894)、黃榮華開設華美藥房(1898)、夏粹芳等開設五洲藥房(1911)。這一時期的華商藥房為了維持生存與外商藥房進行激烈的競爭,為了獲取利潤,積累擴大資本,採取製售“本牌成藥”的辦法,所謂“本牌成藥”或稱“本牌產品”,即各藥房以個自藥房的名義生產的零售包裝的藥品,各藥房製造的本牌成藥,其處方大多系根據《英國藥典》或《萬國藥方》,品種與外國藥廠製造的相似,原料全部為進口,但由於是自製,所以成本低、利潤高,以此與外商藥房競爭,佔領西藥市場。由艱難的起步逐漸發展。辛亥革命(1911)以前兼營製藥業務的西藥房(華商),主要有中西藥房等數家,見表2—1。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多數華商藥房取得了戰時高額利潤,為西藥行業進一步發展準備了資金;“五四”運動的爆發及歷次反帝愛國運動,群眾抵制外貨和提倡國貨,更為華商藥房的本牌製品與新興的民族資本製藥工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機會。在這些有利因素的促進下,上海華商藥房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大量增設,出現了繁榮興盛的景象。
上海的華商藥房經過多年的經營,資本積累逐步雄厚,西藥業務與管理經驗日益豐富,從業人員也不斷增多,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獲得高額利潤,大藥房的地位鞏固,有些合夥經營的單位,擴大為公司組織,其中的中法和五洲還向業外投資,上升為兩大資本集團。 1912年起一般華商藥房逐年增設,但每年僅一、二家,而在戰後的1918年這一年間新開的藥房和西藥行突然猛增44家,勢如雨後春筍。 1919年閉歇了35家,在1920年又增設了45家,起伏很大,在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中,西藥房的投機性以很大,有些中小型藥房和西藥行開歇變化頻繁,但總的情況還是開多歇少,到1936年底共有166家,為前期28家的4.9倍。
在國內醫藥市場擴大和本外埠華商藥房大量增多的情況下,華商藥房的業務經營較前期又有新的演進。主要表現在經營範圍轉重本業與本牌品種,
商品流通領域複雜擴大,企業經營管理經驗逐漸積累,市場同業競爭激烈和中西藥業在發展中的關係比重變化等五個方面。
自從1912年製藥工業開始獨立設廠以來,上海有廠名可稽的大小藥廠共有231戶(不包括藥房製藥部、薄荷廠和衛生材料廠),至1949年9月剩下130戶。現將前後三期上海製藥廠戶數和開、歇、存列表如下:
2.2 近代上海製藥業代表企業
2.2.1 五洲藥房
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由藥劑師謝瑞卿(雅堂)、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粹芳和中法藥房總經理黃楚九合夥開設。資金不到萬元5。店址設於福州路廣西路口。 1910年(清宣統二年)謝因故退出。夏、黃由中英藥房總經理陳烈卿的推薦,乃邀漢口中英分店經理項松茂於1911年來滬接辦。當時五洲尚僅是普通商號,以販賣西藥、化工原料、化妝品、器械為主,自製成藥只有人造自來血等六、七種。工廠附在配方部內,職工僅30餘人。外埠僅杭州設有支店。自項接任後,經其策劃經營,資本增至15000兩,遂漸成為具有現代規模的工商企業。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五四”運動,給上海西藥業帶來了明顯的好處,本牌產品銷路轉暢,為五洲擴展事業提供了經濟實力。首先是收買太和藥房作為五洲的聯號。接著項松茂為了進一步學習國外先進經驗,擴大業務範圍,開展國際貿易,曾赴日本、台灣考察製藥業工業,並選派五洲青年骨幹孫平階和周延彰二人前往歐美各國考察,歷時一年有餘進購製藥機器,訂立供應原材料的優惠協議,洽妥歐美多家藥械名廠由五洲作為各廠在遠東的獨家經理。使五洲藥房實力得到進一步拓展。
在“五四”後各項愛國運動的感召下,項松茂看到國外製藥工業的進步,遂有發展我國民族製藥工業以挽回利權、擴大進益的願望。於是就在1920年起,五洲藥房不斷集資,購進地基,收購徐家彙的固本皂廠、亞林化學廠、南洋木塞廠、中華興記香皂廠等工廠,構成了五洲生產企業集團的基礎。在生產設備上,凡生產上不可或缺的機械大致備齊。此外,五洲又延聘技術人才,添購科化書籍,成立化驗機構,為振興民族實業,新藥創新做出了巨大貢獻。
隨著五洲業務的發展,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推銷自己的產品,先後向13家有關廠商投資附股合作經營,並積極投資金融機構,地產,客運等實業。 1936年在福州路總店舊址處,以25萬元翻造建成一座十層新廈“五洲大樓”,當時經營範圍之廣,品種之豐富,推全國藥房之冠。大樓建成恰逢五洲藥房創建30週年,為了慶祝新廈落成,特舉行30週年紀念典禮,發行紀念特刊。由於組織機構與管理制度較為完善,重視知識分子,培訓幹部人才,與各大醫院和開業醫師建立良好業務聯繫,五洲藥房進入發展的全盛時期。
抗日戰爭時期,五洲製藥廠由於戰火摧毀,日軍強佔掠奪,貨源不足等原因,生產發生困難,銷售銳減,大批員工被迫解散,處境極為艱難,進入萎靡衰退期,戰後本想重振旗鼓,恢復生產,再圖發展,但由於被日軍管的皂、藥兩場被國民黨蘇浙皖區敵偽產業處理局接收後做歸國有,投機性西藥行大量開設,五洲藥房的營業狀況反不如前。直到1954年解放後政府批准五洲公私合營,企業才走向國家資本主義高級形式的光明大道。
2.2.2 新亞藥廠
新亞藥廠創辦於1926年5月,成立時全名為新亞化學製藥公司。雖稱公司,實際是合夥性質,規模很小,資本微薄,設備極其簡陋,僅僱傭一個職員和兩個工人,只是一家弄堂小廠。
初始時,新亞靠生產季節性商品、銷路好的暢銷產品,經營上並無計劃,,須另制常年性產品。 1927年為了保障出資人的利益,吸引更多的投資,企業性質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開始有計劃的發展藥品市場。
“九一八”一二八“連續爆發”,“提倡國貨、反對日貨”已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行動。新亞得此機遇,營業突飛猛進,職工人數增至100多人6,許冠群把握時機,努力擴充企業,從內外兩方面採取了許多措施,如:對內首先使生產多樣化,提高產品質量,增加品種劑型,添購新式設備,設立機械工廠,自設印刷、紙盒工廠,成立“新亞化學藥物研究所”致力於化學藥物的科學研究;對外謀求開拓市場,建立推銷網點,各地設立經理處或辦事處,並派代表流動宣傳、視察,許冠群更是赴日本學習日本藥廠的科學管理、流水作業和車間紐帶傳動操作等方法。新亞藥廠從1926年開辦到1936年抗戰前夕,在10年時間內,以研製新藥為前提,聘請專門人才,改進內部機構和管理,產品日益增多,業務發展迅速,在製藥專業的基礎上已具備聯合企業的雛形。
1937—1945年抗戰時期由於響應國民黨政府工廠內遷的號召,1938年冬在重慶成立新亞華西貿易總處,乘機發展西南各省廣大市場。另一方面許冠群親赴香港設立香港新亞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騎著上海與大後方的紐帶作用,並可以向外訂購藥械,成為新亞進入南洋爭奪市場的跳板。許冠群還與日、偽、蔣三方面搭好關係,做到“路路通”,繼續在廣大淪陷區設辦事處,推廣營業。由於戰爭造成傷亡,對藥品需求量大,新亞抓住機遇,不斷加強研究機構,大量聘用專家、教授、博士分別負責技術製造和研究新品種等工作,擴大生產,增加品種,努力利用國產原料和中藥材提煉合成生產各種藥物,在電台、廣告、報刊宣傳促銷上下功夫,內部加強管理和控制,注重職工業餘時間學習深造,這些努力使得新亞進入全盛時期。
戰後,美商大量傾銷,美援剩餘的物資中的藥品充斥市場,民族製藥工業受害嚴重。 1946年1年之內,上海就有半數以上的藥廠被迫關門倒閉,新亞藥廠的產銷業務亦一落千丈,甚至職工工資亦發不出。許冠群出走香港,董事會內派係發生內訌更使得新亞經營更為困難,直到建國後,在政府的幫助下,新亞藥廠從困難的絕境中獲得新生。
2.3 同業公會的組織、活動及其社會功能
建國前上海西藥行業的同業公會,自1909年開始組織,至1949年解放,前後計40年。當時的同業組織,、受著官方當局的控制和利用,但對聯合會員廠、商抵制外商的傾軋,反抗政府官方的某些不合理措施,維護同業利益,開展職工培訓,以及社會公益等方面亦做了不少工作。隨著行業各個時期的情況變化,同業會的工作亦有起伏。在行業發展時期,同業公會的作用發揮較多,各項活動也較頻繁;在抗戰勝利以後,則較多注意於原材料與外彙的分配、申請貸款等以維護會員的正常生產和營業。其他時期則或因會員少、力量單薄,缺乏經費和其他條件,活動不多;或限於局勢,難以開展活動,甚至無形停頓。但同業公會自始至終都為少數大戶所操縱,往往為自己謀取私利,因而內部糾紛不斷發生。
2.3.1 公會的緣起和沿革
上海西藥行業最早的同業組織是1909年的“洋藥公所”。上海總商會成立後,中西藥房的創辦人顧松泉為會幫會員,中法藥房的創辦人黃楚九、五洲和華美藥房的總經理項松茂和徐翔孫均係分幫會員。這一時期公所的活動不多,也無書面資料可資考察。
1923年,行業成立“西藥公會”,但“開辦未久,中道而止”。 1927年以後,隨著國內革命形勢和西藥行業的發展,先後成立了同業公會。經過幾次調整,公會組織日臻完善,並開展了各項活動。
30年代成立的製藥業同業公會是新式工商同業組織,受西方的影響較大,就起源而言,它是合群競爭行業發展的產物,體現了社會選擇的一面。但從製藥業同業公會的歷史沿革看,製藥業同業公會的數次改組都程度不等地體現出政府當局的控制利用意圖。因此,總體而言,它是企業驅動和政府誘導合力作用的結果,是一種社會選擇的社團生動模式。
2.3.2 公會的運作及成效
西藥行業的各同業公會組織,是各個企業單位自願結合的民間團體,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國民黨市政當局控制行業活動和少數業內大資本家維護其政治經濟利益的工具。但根據會章宗旨是“維持增進同業之公共利益及糾正營業之弊害。”也為同業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同業公會是行業發展的產物,其首要職能是實行行業自管,建立行業秩序,促進行業發展;而就政府而言,同業公會的設立有著特殊的“行業管理”的意義,是政府推行財經政令和實行經濟調控的重要組織基礎;公會同時作為社團,存在公共性的一面;所以上海西藥行業同業公會曾進行了以下幾個方面的主要工作:行業管理、利益自維;公會與政府的互動;投身公益,服務社會;培養藥學專業人才。
3. 近代藥學教育與科技創新的概況
3.1 近代藥學教育在上海
我國近代藥學研究始於二十世紀初,因為當時我國製藥工業不發達,藥品生產基本是仿製或製劑加工,所以主要為中藥的化學和藥理研究,對於藥物合成與分析、藥劑學、藥物臨床等的研究很少。早期從事中藥研究的,主要是一些自歐美或日本留學回國的留學生。
19世紀中葉,在我國開設的早期教會醫院裡,開始以訓練學徒方式培養西醫人才,逐漸有少數人學習配方調劑,這可算是培養西藥人員的開始,後來逐漸發展為開辦中級藥科學校或訓練班。至於高等藥學(西藥)教育的興辦是始於20世紀初,最早的藥學教育機構為軍醫學校藥科。
1929年中法大學藥學專修科成立於上海,該專修科因得到中法庚款之資助,每年派遣一二名官費學生赴法深選。
1936年於上海創立上海醫學院藥學專修科。
我國近代藥學教育,在傳播西方藥學知識,培養藥學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為科研部門、藥品檢驗單位、藥廠、藥房輸送了掌握近代先進科學知識、技術的人員,為發展我國的藥學事業發揮了作用。但在舊中國,由於政府重醫輕藥,藥學教育未得到應有的發展。當時高等藥學教育機構,有的設在醫學院內,有的設在理學院內,有的設在專科學校內,沒有統一的學制和數育制度,既無明確的專業設置、培養目標和要求,也缺乏統一的教學計劃和本國的教科書,各校系(科)大都直接搬用外國教材,往往因人設課,師資隊伍十分薄弱,大多數為兼職教師,據1949年統計,全國專任教師僅100餘人,很難保證教學質量7。無論是國立、省立、私立的藥學校系(科),由於條件的限制,一般規模均較小,因此,培養出來的人數很少。據1949年統計,當時培養出來的藥師累計不過2000人,到衛生部門登記領取執照的藥師僅484人(藥劑士2873人)。 1949年全國僅有藥學院系(科)11所在校學生千人左右,可見當時藥學教育的落後況狀。
1947年,國民黨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藥學組曾編制「全國藥學校系一覽表」:
國立藥學專科學校,1936年,南京。
國立上海醫學院藥學專修科,1936年,上海。
國立瀋陽醫學院藥學專修科,1946年,瀋陽,其前身開辦於1937年。
國立浙江大學理學院藥學系,1944年,杭州。
國立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1946年,北平,其前身開辦於1943年。
國立貴陽醫學院藥學專修科,1945年,貴陽。
浙江省立醫藥專科學校藥科,1913年,杭州。
軍醫學校藥科,1906年,上海。
軍醫學校專科部藥學組,1931年,上海。
英士大學醫學院藥學系,1941年,1947年停辦。
福建省立醫學院藥學專修科,1940年,1942年停辦。
私立華西協和大學理學院藥學系,1932年,成都。
私立齊魯大學理學院藥學系,1941年,濟南
私立齊魯大學藥學專修科,1920年,濟南,1937年停辦,1939年恢復,旋又停辦。
私立中法大學藥學專修科,1929年,上海。
私立西北藥學專科學校,1940年,西安。
私立湘雅醫學院藥科,已停辦。
私立廣濟醫藥專科學校藥科,1906年,杭州,1925年停辦。
我國近代藥學教育的發展也為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尤其是民族製藥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輸送了很多藥學人才,也培養了諸多醫藥企業家,下表就對藥學教育對醫藥企業的人才輸送方面進行了整理:
五洲藥房,1922年,項松茂,中央藥房,公司,195 人
中英藥廠,1934年,張劍青,浙江省立藥專,公司,38人
新亞血清廠,1938年,許冠群,程慕頤上海商科大學、浙江省立藥專,公司,50人
華聯生物化學製藥廠,1939年,張溎祥,中法藥科,公司,32人
丙康化學製藥廠,1940年,錢六正,軍醫學校,公司,55人
極星化學製藥廠,1940年,何子康,湘雅藥專,獨資,40人
元元化學製藥廠,1943年,吳冠民,浙江省立藥專,公司,20人
黃氏公記化學製藥廠,1947年,黃次元,中法藥科,合夥
3.2 科技創新與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
技術創新是現代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產物,屬於經濟範疇的概念,它作為以新技術(全新的或改進的)為手段並用以創造新經濟價值的一種商業活動,是新技術的首次商業化應用,其市場實現程度的高低和獲得商業利益的多少可以作為檢驗創新成功與否的最終標準,具體的技術創新活動包括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兩種類型。 8
所謂產品創新指在技術變化基礎上所進行的產品商業化活動,既可以是採用全新技術的新產品開發,也可以是原有技術提高後的老產品改進。所謂工藝創新指產品生產技術上的重大變革,包括新工藝、新設備及新的組織管理方法的創新。
近代上海製藥業的發展和在全國製藥業中佔據的領先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上海的本土製藥企業實在特殊的社會經濟環境中產生的,一開始就呈現出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特點,普遍存在著資金短缺、設備簡陋、技術實力落後的現象,導致企業在激烈競爭中難以生存和發展。企業發展受阻的教訓,迫使許多有眼光的企業家下決心把改善企業內部的科技環境發到重要位置,借助於技術力量推動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例如,新亞的創始人許冠群在當時嚴峻的社會背景下,意識到技術創新的重要性,未雨綢繆,從三方面入手:一是加強科研機構,成立新亞藥物化學研究所、新亞生物研究所、進行藥物、生物製品研發、檢測產品、監督質量,並對其實行經濟刺激,設置獎金,每年提拔大部分盈餘為獎勵技術工作之用,對藥品的改進、仿製、發明給予現金和物質獎勵。二是大量聘請專家、教授、博士分別負責技術創造和研究新品種等工作,提任本廠技術人員擔任更重要的工作,不斷吸收藥科畢業生來廠工作,使新亞產品不斷得到發展。三是在以上基礎上,擴大生產,增加品種,在工藝上進行創新,努力利用國產原料和中藥材提煉合成生產各種藥物。使得企業產品不斷增多,實力迅速壯大,推進企業進入全盛時期。
在全國範圍看,1932年趙承嘏創辦中國第一所藥物研究所——國立北平研究院藥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藥物研究所的前身),促進技術創新工作開展,也使我國的西藥事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3.3 當時中國醫藥學術團體概述
科學技術團體,是社會生產和科學技術發展至一定階段的產物,其誕生後對科學技術起有推動作用。現簡要介紹影響力較大的“中國藥學會”、“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上海醫學會”三個醫藥學術團體。
中國藥學會是我國成立最早的全國性自然科學團體, 1907年冬在日本學習藥學的留學生王絕文、伍晟、曾貞等發起成立“中華藥學會”,1909年,學會在東京召開第一次年會,當時會員有27人。辛亥革命後,多數會員學成歸國,1912年藥學會遷至北京,並向北京政府內務、教育、實業三部以“中華民國藥學會”之名立案。這時會員增至百餘人,及至1914年由於諸多原因,會務中斷。此後1917年,留學日本的藥學會會員在東京組織了“留日中華藥學會”,繼續“中華藥學會”的工作,並編輯出版《中華藥學雜誌》。 “留日中華藥學會”的會務,由於留日會員逐漸回國而停頓。在北京的會員經多方努力,於1920年恢復了會務活動,浙江的部分會員組建了《藥報》社,每月發刊一大張《藥報》。 1926年會址移設上海。 1929年分別向國民政府民政、教育、衛生三部登記立案。 1935年在上海的會員積極努力下,會務工作得以恢復。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學會工作再次停頓。總會留滬未撤退的部分負責人與上海分會聯合繼續進行會務活動,在重慶直到1942年才准以“中國藥學會”的名稱重新登記立案。 1947年成立了出版與教育兩個委員會,分別主持出版與教育事宜。
中國藥學會自1907年創立42年間共舉行年會12次,編輯出版學術期刊《中華藥學雜誌》,後改名為《中國藥學雜誌》,對藥學的學術交流及信息傳播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由於經濟及其它條件的限制,出版時間均較短或出出停停。還曾進行一些社會工作,如藥典的編修、藥學名詞的譯定、與有關藥廠合作設立藥學獎學金。此外,學會曾就藥學教育、藥品生產、國藥研究整理、藥品檢驗、藥政管理、藥師職稱、藥學名詞、藥典改版等方面向政府提供建議。
除中國藥學會以外,影響比較大的還有中華民國醫藥學會。其為歸國的留日學習醫藥和國內醫藥專家組成,創始人為湯爾和、侯希民等,成立於1915年8月。學會設理事部、醫學部、藥學部及評議員若干人,每年召開常會一次。總事務所設在北京。 1930年總事務所遷至上海,改稱總會。北平、南京、蘇州、南昌、漢口、杭州、上海等地設有分會。會員達800餘人,其中不少著名醫家同時也是中華醫學會會員。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主要活動有:出版年刊《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會報》,1917年10月創刊於北京;舉行學術研討會;參加醫學名詞審查委員會推行醫藥名詞統一;調查寄生蟲病;研究中醫中藥;向政府提供醫藥衛生事業的建議等,北洋政府時代,該會對政府的衛生方針甚至影響大於中華醫學會。
在醫學團體方面,國人創立西醫學團體較早者當推“上海醫學會”,19世紀末在國內維新思潮的背景下,身居觀察的孫直齋和太史的王仁俊以及沈敬學等,1897年秋,在上海創立的。其宗旨:以探討西醫原理,變革傳統醫學,主要活動為,延請名醫舉辦義診,附設醫學堂以培養人才、創辦《醫學報》,並廣購書籍及西醫各種器具,備入會者隨時取閱試演。 1898年5月蘇州仿設“醫學會”之後,該會改稱“上海醫學總會”。該會雖非純居西醫的團體,但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此團體對我國的西醫發展不無貢獻。此後,國內陸續組成一些醫藥學術團體,對中國醫學的進步發展、醫藥隊伍的團結與建設,以及人民群眾的健康、公共衛生的普及,都做出了貢獻。
3.4 近代醫藥學書籍的出版
我國出版的近代西醫藥學書籍,最初以來華外國傳教醫師的譯述為主。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我國赴日留學生進行了大規模的近代西醫藥學書籍的翻譯和編著,英國人傅蘭雅,1861年來華任香港聖保羅書院院長。 1865年他應聘參加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工作,翻譯介紹西方自然科學技術的書籍。經他與中國助手,主要是趙元益合作翻譯的醫藥書籍主要有:《西藥大成》該書全面介紹西藥及其規模,有附圖200餘幅,反映了19世紀下半葉西方藥物學的發展狀況。 《西藥大成補編》增補了藥物學的基礎知識,很具臨床應用價值。 1904年出版。 《西藥大成藥品中西名目表》專為查閱《西藥大成》而編譯,是一本我國早期的醫藥專業雙語工具書。
二十世紀20年代以後,我國藥學科技力量逐漸成長,藥科留學生陸續回國,服務於教育及其他藥學工作的學者,深感過去出版的一些藥學書籍,多系譯自國外資料,勢難盡合國情,有自己編撰書籍的必要,因而國人自編的藥學圖書此後即逐漸增多。
當時我國西藥業興起,亟需有藥典供業務上參考,但其時尚無本國藥典,故一般使用的均係外國藥典或其譯本。鑑於藥典的編訂具有極大的重要性,藥學界人士一再呼籲應盡快編纂適合國情的本國藥典。在社會輿論的敦促下,國民黨當局於1929年在衛生部之下設立藥典編纂委員會,將著名藥學家孟目的、於達望、黃鳴龍、陳璞等為委員。 1930年5月,《中華藥典》編成予以公佈。
現將這一段時間出版的部分自編藥學書籍分述於下:
(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