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學術研究》(廣州) 2013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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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1918年《新青年》以陳大齊為主的批靈學破鬼相，由社會現實問題觸發，有明確針對性，是一場不弱於批孔的硬仗，有重要的思想啟蒙意義，但論戰中的靈學問題，難說可以蓋棺論定。陳大齊躋身《新青年》更重要的意義，是使現代心理學真正進入中國，並有多方面運用，其思想與學術價值不可低估。
一、批靈學的緣起
1919年末至1920年初北京大學新潮社陸續推出的“新潮叢書”，是新文化倡導運動帶有總結性質的大事。從有限的資料可見，該叢書的選定、編輯和出版，是新潮社一手操作的。 ①叢書廣告最早見於1920年4月1日出版的《新潮》2卷3號，所列書五種，其中“現已出版”的“第二種《迷信與心理》”，尤其值得關注。該書作者陳大齊最早見於《新青年》上的文章，是4卷5號的《闢“靈學”》，後有《心靈現象論》，是他1918年在北京大學蔡元培擔任會長的“學術講演會”上的講演錄，繼之又有《現代心理學》的演講。 ②北大學生徐彥之在《新潮》2卷2號“書報評論”欄撰寫《心靈現象論》一文，介紹說：｢《心靈現象論》這本書就是專為破除迷信鬼神之說，提倡科學精神的書。真可以說是為社會痛下貶鑑，大家不要覺得是本小冊子，而忽略了它。｣該文還對作者有如下建議：｢《闢“靈學”》一篇在《新青年》雜誌裡，沒單行本子。《心靈現象論》和《現代心理學》都是學務局印行，聽說他們印的不多，銷的區域也很小。大家要買，可能有買不到的痛苦。所以我很希望陳先生把這三篇合攏來訂在一起，正式的印成一本書，來供大家的需要。｣這一想法的落實，為新潮社所為，這就有了被收入｢新潮叢書｣第二種的《迷信與心理》。 ｢新潮叢書｣鄭重推出，見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潮》2卷4號，該期扉頁《本社特別啟事(一)》說：｢'叢書'之籌備，遠在一年以前；而第一種《科學方法論》及第二種《迷信與心理》之出版，迄今已六月。其廣告除本志外，並登在京滬各報，為國人所共知。｣該期“新潮叢書”廣告為每一本書都撰寫了廣告詞，《迷信與心理》一書的如下：
大哲學家笛卡兒主張人類要有明白分明的思想，非先把思想上的塵垢打掃清楚不可。中國思想上積得最厚的塵垢，莫過於迷信了。大家要有明白分明的思想嗎？要把中國種種迷信，得著心理學上的解答嗎？這本書正等諸君！認識《迷信與心理》，首先需要走出一個歷史誤點：後來進入文學史敘述的，是《新青年》的批孔和倡導文學革命，為人熟知的還有“雙簧戲”、“貞操問題”討論、 “林琴南事件”等。其實，1918年批靈學破鬼相，同樣是《新青年》經歷的一場硬仗，況且論戰中的靈學問題本身，也難說可以蓋棺論定。
1917年，“張勛復辟事件”後，上海俞復主持的靈學會成立，1918年1月《靈學叢志》出刊；如魯迅的《隨感錄三十三》(《新青年》5卷4號)直指俞復的｢鬼神之說不張，國家之命遂促｣，列舉｢大埠以至僻地｣氾濫的種種｢鬼神為道德根本｣之說，說這｢足可推測我們周圍的空氣。以及將來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③此言並不為過，即使在新文化倡導中心的北京大學，商務印書館的蔣維喬也被蔡元培請來講丹田養生須靜坐之說，為此而有蔡元培在北大發起成立的｢靜坐會｣和他擔任名譽會長的｢技擊會｣。如此狀況，一時成為年輕時經歷過義和團及｢教案｣，對｢拳匪｣思想之患感受頗深的錢玄同、魯迅、周作人，在｢S會館｣談論的主要話題之一，這就有了《新青年》4卷4號錢的那封《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著名的｢通信｣，提出：｢欲祛除妖精鬼怪，煉丹畫符的野蠻思想，當然以剿滅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莊的道，——為唯一之辦法。｣[1]這很快成為《新青年》同仁的共識，4卷5號幾乎成為批靈學的專號，重頭文章就可以舉出如下幾篇。
其一就是該期首篇，陳大齊上萬字的《闢“靈學”》，文章針對靈學會及《靈學叢志》，指出此可謂｢處二十世紀科學昌明之世界，而猶欲以初民社會極不合理之思想愚人｣的｢荒謬｣：
據該誌所載，所設之乩壇曰盛德壇，由孟軻主壇，莊周、墨翟二人為之輔，下置“四秉十六司”，此種說話已屬滑稽之極，而某日“聖賢仙佛”臨壇時，各有題詩，週末諸子居然能作七絕詩，孟軻且能作大草，又李登講音韻，能知Esperanto(世界語)之發音，此真荒謬，離奇之尤者也。
其二是該期陳獨秀700多字的《有鬼論質疑》，說｢吾國鬼神之說素盛，支配全國人心者，當以此種無意識之宗教觀念最為有力｣，從｢科學｣唯物論出發否定｢物靈二元說｣，向｢有鬼論者｣問難八條。 [2]其三，是該期《隨感錄》兩篇，為錢玄同、劉半農的同題文章《斥靈學叢志》，錢的文章把靈學與丹田之說統歸於｢'拳匪｣餘孽”，斥之為｢實演上古極野蠻時代'生殖器崇拜'之思想｣的道教，用陳獨秀批孔之言“人類將來真實之信解行證，必以科學為正軌；一切宗教，皆在廢棄之列”作結。 [3]其四，在該期《通信》欄中，陳獨秀的《答湯爾和》，把丹田養生之說視為｢國民根本之大患，較之軍閥跋扈猶厲萬倍｣，說學生｢亦尊而信之，誠學界之大辱｣，有賴於｢歐西科學所證明之常識｣矯之。 [4]
一時間，｢鬼道之說｣成為《新青年》連續幾期的主攻目標。前此批孔之大纛陳獨秀，在5卷1號撰文說：｢故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說最為害於中國者，非儒家乃陰陽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陰陽家之假託也)……今之風水、算命、卜卦、畫符、念咒、扶乩、煉丹、運氣、望氣、求雨、祈晴、迎神、說鬼，種種邪僻之事，橫行國中，實學不興，民智日僿，皆此一系學說之為害也。去邪說，正人心，必自此始。｣[5]繼之，魯迅發表《我之節烈觀》(《新青年》5卷2號)，說：｢一班靈學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極古奧的思想，要請'孟聖矣乎'的鬼來畫策；陳百年錢玄同劉半農又道他胡說。｣｢這幾篇駁論，都是《新青年》裡最可寒心的文章。……然而現今所辯，正和說地體不方相差無幾。將時代和事實，對照起來，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6]周作人以｢魯迅｣之名發表的《隨感錄三十七》(《新青年》5卷5號)，對｢近來很有許多人，在那裡竭力提倡打拳｣的批評，[7 ]就包括北大技擊會，批駁浸透著｢拳匪｣留下的｢陰冷記憶｣：這引來｢粵人陳鐵生｣以蔡元培｢拳術必不可廢｣之言對魯迅厲聲問罪，[8]魯迅回答說：這｢大有中國人非此不可之概｣的技擊術，非個人嗜好，乃｢多帶著'鬼道'精神｣的社會現象，蔡先生｢現在是否主持打拳，我實不得而知。就令正在竭力主持，我亦以為不對。｣[9]
二、論戰的展開
1918年《新青年》的批靈學破鬼相，參與人數之多，文章氣勢之猛，是一場不弱於批孔的硬仗。掛帥人物當然是陳獨秀。這不是靠幾句厲聲質問或發發感慨所能奏效的，需要立足於學理。與他一起創辦《新青年》的皖籍同人易白沙，首先寫出《諸子無鬼論》(《新青年》5卷1號)，一一考證先秦諸子之言，以｢中國宗教不能成立，諸子無鬼論之功也｣批駁，顯得有些不得要領。原因在於，論戰對手，靈學會及《靈學叢志》創辦者，非傳統知識分子，皆有西學修養，如自稱｢平日主有鬼論甚力｣的易乙玄，著有《心靈學》一書，他的《答陳獨秀先生〈有鬼論質疑〉》(《新青年》5卷2號)，以｢靈力｣之說逐一辯駁陳獨秀文的八條質問，提出：｢靈力弱者與鬼交通難，故人與鬼交通之難否，一視其靈力之強度如何以為定。夫靈力之有強弱，一如感覺之依人而異也。(如兩眼之視力，兩耳之聽力，皆不等。色盲有全色與一部色盲等類。)｣這就是說，我能夠感覺得到的，你毫無感覺，這就是我和你的不同，讓你無言以對。更為要害的是，易文不正面去談鬼之有無，而挑戰科學的限度，提出｢此超自然之理，則終非科學所能解釋，亦如科學之不能詮哲學也｣，而把靈學與西方走出｢唯科學主義｣思潮的現代主義哲學相聯繫，視為｢超自然的靈異現象｣，這對於信奉賽先生而對此的批駁言說又多顯空泛、乏力的陳獨秀，不能不是一個難以在學理上辯說的論題。所以，陳獨秀雖然敢於在5卷2號上刊出易乙玄答辯之文，而在此文後補寫上千字的｢識語｣，主要是對自己被易文駁斥的《有鬼論質疑》不盡周延之處的解釋為主，底氣顯得不足，特意告知，批駁還有見於本期《新青年》的劉叔雅文。
其實，劉叔雅的《難易乙玄君》(《新青年》5卷2號)，與易文之反駁陳獨秀《有鬼論質疑》一樣，也是逐段找縫隙辯難，這樣的唇槍舌劍，是難以在學理上澄清是非的。何況，易文尚主張｢關於學理的辯難，只可從學理上著眼競爭，不可以感情用事，一方可以不傷人誼，一方可以闡明真理｣；[10]這對劉叔雅既是叫板，又不無刺激，而使他認定｢今日中國的思想界，和歐洲的中古時代差不多，除了唯物的一元論，別無對症良藥｣，發憤翻譯德國一元論的生物進化學說的捍衛與傳播者海克爾的兩部著作以還擊，譯出的一部分以《靈異論》為題發表在《新青年》6卷2號上。 ⑤但以19世紀科學主義著作批靈學，仍然有些｢針縫不接｣。這就可以看出，陳大齊從心理學出發寫的《闢“靈學”》，更能觸及腠理。
陳大齊字百年，1903年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哲學門，專攻心理學，是中國現代心理學建設的先驅者，1917年在北大創建中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次年在蔡元培發起的｢學術演講會｣上有針對《靈學叢志》的演講｢心靈現象論｣，演講錄迅即出版。《闢“靈學”》直接針對靈學會的扶乩，亦是作為一種心靈現象展開層層深入剖析，滔滔萬言，實為《新青年》上不多的論理充分之文。文章先舉出西人實驗頗多例證，說明｢乩何以能動，扶者動之也……不過是扶者之無意識的筋肉動作耳｣；然｢常態時之有下意識作用，例證甚多。… …至於變態之時，則下意識作用顯然(有更顯著)表現，且別樹一幟，與意識作用分道而馳｣，其例證即｢歇斯推里亞病者……手雖動作作字，而在意識之我則毫不自覺｣。但｢信奉'靈學'者必又有辯，以為扶乩所得之文，實非扶者所能作，例如《靈學叢志》所載答吳稚暉先生音韻文三篇，文雖膚淺，然扶者毫無小學知識，即欲偽造，亦斷無偽造之實力。扶者意識之我尚不能做，乃謂扶者下意識之我為之，試問扶者下意識之我何由能作此文耶？｣在陳大齊看來，｢此種見解實為創造'靈學'之大護符，而為常人不敢絕對排斥'靈學'之一大原因也｣，但｢《靈學叢志》中所載音韻文三篇，其扶者有小學知識與否，非吾所敢斷言。……然安保扶者不嘗寓目於音韻之文，意識之我雖忘之，而下意識之我猶憶之耶？｣實際上，｢扶乩所得之文，確是扶者所作。有意作偽者，出自扶者意識之我，無意作偽者，出自扶者下意識之我。｣但｢既是扶者下意識之我所作，而乩書明明作某鬼到者，又何故者？吾謂此乃扶者下意識之我｣，而此｢扶者下意識之我｣，｢正所以表現中國人之劣根性，而吾人謂扶乩為無意作偽者，亦正指此｣。至於俞復文章(《靈學叢志》)以科學｢事事徵諸實象，定其公律，可成為有系統之學｣自辯，陳大齊回答：｢今之科學，以經驗為基礎，以事實為根據，通諸事實，求其公理，以成系統之學問，此誠不易之定論也。｣｢精神病者之見神見鬼，是精神病者之經驗，亦精神病者所引為真事實，而旁人觀之，莫不笑其誕妄｣，所以，所謂｢鬼神之說不張，國家之命遂促｣，此種論調尤可見｢二十世紀之中國人，其頑鈍之狀，猶與有史前之初民相等｣。
如此抽絲剝繭、理據十足地批駁，觸及了扶乩之偽的要害。故，《新潮》1卷2號｢書報介紹｣欄介紹《〈新青年〉雜誌》一文，例舉｢質料而論｣的｢《新青年》裡的好文章｣，就把《闢“靈學”》與其時已名滿天下的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相提並論，可見《闢“靈學”》影響之大。此文顯然得到了陳獨秀的首肯，然陳自知於此難有作為，這有見於《新青年》上繼之而起的｢鬼相念寫｣之爭。
《新青年》讀者｢莫等｣⑥與易乙玄一樣，也非關乎此類自然科學知識的門外漢，他抓住《難易乙玄君》和《答陳獨秀先生〈有鬼論質疑〉·識語》暴露出自然科學知識匱乏的弱點，致信陳獨秀，說：｢鄙人對此問題，研究有日，從根本上可以斷定無鬼。而於攝鬼相念寫等事實，則積極是認之(此等事實，散見於東西書籍，確鑿可信者甚多，不勝枚舉。'後有辯論，當隨時援引。'最近如俞复、楊廷棟等，均云攝得鬼影，語亦可信。俞復更雲能於無光處攝影及攝得山水等影，愈可證後理之確鑿也。)｣，說國外已有｢攝鬼相念寫｣的例證，他依據自然科學詳加解析，聲稱｢鄙人舊曾蒐集此種事例不下百數十條，頗欲以歸納法發見其一定之法則。近已稍稍就緒，唯尚無餘暇以足成之。茲先以一部分發表於貴志，頗欲引起海內學者之研究，或加以是正，則真理出而邪說息，世人亦可以免於眩惑。｣⑦言之鑿鑿，氣之焰焰，《新青年》5卷6號《通信》欄特設子題｢鬼相之研究｣(列入封面｢要目｣，以示重視)，刊出｢莫等｣來信，陳獨秀答語不多，請出王星拱(撫五)、陳大齊答復。 ⑧
王星拱(撫五)的答文，對｢莫等｣能｢以科學解釋吾人未能解釋之問題｣而使｢討論歸於正軌｣，表示讚賞，他運用自己所擅長的化學、物理知識，對信中｢不能清晰確切｣或概念不當｢致有誤會｣之處，逐條解釋，諸如｢來書所謂極微細分子，究作何解？｣｢來書所謂放射，是否為Radioactivity？｣等等，雖有助於澄清自然科學知識運用上的錯誤，但｢鬼相念寫｣之說，顯然並非僅僅為純粹自然科學領域裡的歧見。陳大齊的《闢“靈學”》是把扶乩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借助自然科學知識證其之偽的，而為｢莫等｣《致陳獨秀》提及。 ⑨對比之下，陳大齊(百年)的答書更為有力，他說：｢鬼照念寫等是事實上沒有證明的現象，我們豈能用那事實上沒有證明的假定做一個前提，依照演繹推理法去證明它們的確實嗎？所以記者的意思，第一要緊的還是事實上證明”。文中例舉的日本福來友吉博士的實驗，正是｢莫等｣《致陳獨秀》以證｢鬼相念寫｣存在提出的依據，⑩而福來友吉恰是陳大齊留學日本時的受業師，陳的回答是：｢念寫這種現象近來在日本最流行……日本研究念寫最有名的人便是福來博士，日本人一提起了念寫，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聯想到福來博士的｣，但他信仰的｢念寫｣，是｢胸中先有了成見，所以實驗的時候，並不想種種預防的方法，去防術者的作弊。所以他實驗的成績絲毫不能證明念寫的真實，他雖大吹大擂的主張，並沒有信奉的價值｣；｢足下倘想脫離福來先生偏見的束縛，我可以推薦幾種和福來先生反對的著作，請足下看看……一定可以明白長尾夫人和三田光一的念寫都是騙人的。念寫既是假的，足下當做念寫結果的那種鬼照，在理論上，也便失卻根據了。｣
《新青年》6卷4號再設《通信·鬼相與他心通》，仍是｢莫等｣與王、陳的通信，｢莫等｣承認：｢蒙諸先生以科學的眼光，解釋得很明白，很真切，把我粗疏的思想，簡直像下了針砭。私衷感激，真是不可言喻。｣具體分析了自己相信｢鬼相念寫｣認識論上的根源，同時，又提出自己仍有的一些為科學未能解釋的疑問，如他一年前在澳門遇到的一位｢跛腳跣足｣的相士為人看相｢能看破人心中的事，如自己年歲、父母妻兒生死年歲｣等，｢被看者都雲十成靈到七八｣，自己一試，也有六成被說中。王星拱(撫五)的回答避開了此一說，陳大齊(百年)則認為｢那個跛腳跣足相士，恐怕也不過善於察言觀色罷了，未必真有他心通｣，所說｢沒有諸事統計｣，可見｢實驗也並不很精確｣，｢不精確的實驗，便當不了確實的根據，因為我們的觀察是很容易錯誤的｣，希望｢莫等｣多一些｢懷疑的態度｣。明顯可見，這次通信少了彼此間的辯難，多了面向社會的科學觀念、態度的啟蒙。
三、新思想的價值
與批孔一樣，批靈學破鬼相由社會現實問題觸發，有明確針對性，與新文化倡導相一致，產生了重要的思想啟蒙意義。但是，批孔衍生的科學之是否可以取代宗教，在當時尚是一個有爭議而未能解決的問題，[11]這種情況同樣存在於批靈學破鬼相過程中，如把中國固有思想文化都歸之於鬼神觀念，以科學來取代，這在《新潮》青年學生的文章中更為突出。俞平伯立足於科學，就認為：｢中國現在種種妖妄的事，哪件不靠著陰陽五行；陰陽五行又靠著干支；干支靠著陰曆｣，｢所以，我以為嚴禁陰曆——禁止陰陽合璧的曆書——是刻不容緩的事，是打破中國幾千年來神怪思想的最簡捷最痛快的辦法｣。 [12]又如，新潮社把陳大齊的《闢“靈學”》《心靈現象論》等文章結集，取名為｢迷信與心理｣，為該書所作廣告(見前文)認為｢中國思想上積得最厚的塵垢｣即為｢迷信｣，《迷信與心理》就是對｢種種迷信｣給予｢心理學上的解答｣；徐彥之的《心靈現象論》(《新潮》2卷2號)對此說得更為清楚：｢迷信與科學是不能兩立的。試問現在我們中國所要的是迷信，還是科學？我想，大家一定同聲答應說是科學。然而，環顧中國迷信的空氣還是很重，鬼神之說還是極盛，這樣下去，迷信越盛，科學的精神越不發達，前途實在危險得很！《心靈現象論》這本書就是專為破除迷信鬼神之說，提倡科學精神的書。｣這裡所說的｢迷信｣，顯然還是一個內涵與外延都缺乏嚴格界定的概念，《新青年》批靈學破鬼相的意義，也無法從這種科學與迷信的對立中得到真正解釋，何況靈學也仍然是一個有待繼續爭鳴的問題，幾年後的｢科玄論戰｣可以說是對此的延續。我注意到，在有關靈學與鬼相的論爭中，陳大齊的文章就沒有用過｢迷信｣一詞，他是把靈學、扶乩以及鬼相念寫作為心靈現象來認識的，批駁也較少非此即彼的絕對化傾向，明顯可見現代心理學在思想啟蒙上的重要作用。實際上，批靈學破鬼相之於新文化倡導的意義，或者說，陳大齊躋身《新青年》新文化倡導更重要的意義，還在於使心理學之真正進入中國，他對此有多方面的運用，其思想與學術上的價值不可低估。
比如，錢玄同早在1917年5月就把｢中文改用橫行｣作為新文化主張提出。這不僅招致社會上守舊派的攻擊，《新青年》同仁間也有不同意見，由此而發生爭論，這使錢玄同不得不坦誠邀請陳大齊，(11)陳應邀在《新青年》6卷6號上撰文，運用生理學、心理學(或曰生理心理學)知識說明｢看'橫行'比較看'直行'便利｣，說得相當透徹，也十分生動，不妨摘引：
身體上無論哪一部分的運動，都靠著筋肉的伸縮；眼球也是如此。眼球所靠的有六條筋肉：——內直筋，外直筋，上直筋，下直筋，上斜筋，下斜筋。眼球往左或往右的時候，只要有一條筋肉作用，便能發生運動的現象。 ……單有一條筋肉作用，用力較小。用力小，自然是較為安逸，較為容易。要兩條筋肉共同作用，用力便大。用力大了，自然是較為勞苦，較為困難。這個道理，可以用事實來證明的。我們畫一個很精確的正方形在紙上，我們試拿來一看，總覺得左右的兩條邊較長，上下的兩條邊較短。明明是一個正方形，我們看過去，卻變成了一個長方形，不是正方形了。
這是什麼緣故呢？正因為上下看較為勞苦，較為困難，左右看較為安逸，較為容易，兩方一比較，便生出一長一短來了。 ……現在把這左右看容易、上下看困難的道理，應用到讀書上面去，便可知道橫讀容易，直讀困難。 [13]聯繫該文在《新青年》版式改變上所起到的作用，[14]進一步可見，心理學之為新文化倡導所重視，勢所必然。心理學又是為陳大齊力主建設的一門新興學科，他在北大開設心理學課程，講義整理成的《心理學大綱》一書，列為｢北京大學叢書｣之二，1918年末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的《現代心理學》則注重介紹西方心理學的現代發展，諸如精神分析學、意識與無意識理論，如前所述，在《闢“靈學”》、《心靈現象論》、《答莫等》中得到具體運用。
這對新潮社產生了更深刻的影響，徐彥之的《心靈現象論》就注意到，《心靈現象論》與《闢“靈學”》｢都是根基於細密的心理學說｣，認為｢真要徹底的去研究這個問題，不可不讀一兩本心理學｣，他介紹了陳所著《心理學大綱》和《現代心理學》。有一個現象，頗耐人尋味，傅斯年受周作人《思想革命》一文啟發寫的《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換》(《新潮》1卷5號)，他對標題與行文所以不用｢思想｣而用｢心理｣，作了這樣的解釋：｢思想原有廣、狹兩層意思。狹義的就是心理學上所謂'思想'，廣義的就是'心理'的總稱。｣[15]俞平伯的《社會上對於新詩的各種心理觀》(《新潮》2卷1號)，內容談的就是思想或觀念，卻稱之為｢心理觀｣。新潮社對現代心理學介紹與運用最多、也最值得肯定的，是以小說創作在《新潮》上引人注目的汪敬熙，他發表的第一篇論文《什麼是思想？ 》(《新潮》1卷4號)，就是依據自己｢所讀的心理學書里關於思想的議論｣立論的，即使他撰文闡釋社會學方法論，也融入了心理學的思考；[16]他畢業於北大經濟系，出國留學卻選擇了心理學，《新潮》2卷4號｢書報評論｣欄上，他專文介紹1919年7月倫敦大學｢本能與無意識｣為題的心理學會議，詳細說明了榮格等六位心理學家圍繞弗洛伊德的“本能與無意識”展開的辯論，後他又寫出《心理學之最近的趨勢》(《新潮》2卷5號)，系統闡述了｢一戰｣後西方精神分析學的發展與運用。 《新潮》終刊號(3卷2號)冠以｢一九二○年世界名著介紹特號｣，其中心理學方面的論文就有三篇，即馮友蘭的《柏格森的〈心力〉》、汪敬熙的《華德生的〈行為主義的心理學〉》、楊振聲的《譚嗣銳的〈新心理學〉》。這一趨向不能不與批靈學破鬼相中聲名顯著的陳大齊的影響相關，顯而易見，正是現代心理學的接受與運用，在改變著這些《新潮》作者當初惟科學是｢宗｣的傾向。
註釋：
①還可以舉出叢書第三種《點滴》，書名附以｢近代名家小說集｣，以及為此所寫廣告，均不出自周作人之手。參見拙作：《“直譯”：中國新文學倡導期一個意蘊豐富的話題》，《第八屆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0橫濱號》，日本大學文理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化學科2011年12月30日出版，第122頁。
②徐彥之《心靈現象論》(《新潮》2卷2號｢書報評論｣欄)介紹，兩篇講稿1919年4月由北京學務局出版。
③見《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300－301、301、301頁。魯迅早在1918年3月10日寫給許壽裳的信中就說：｢滬上一班昏蟲又大搗鬼，至於為徐班侯之靈魂照相，其狀乃如鼻煙壺。人事不修，群趨鬼道，所謂國將亡聽命於神者哉！｣(《魯迅全集》第11卷，第348頁)
④陳獨秀的《答陳獨秀先生〈有鬼論質疑〉·識語》開篇說：｢餘作《有鬼論質疑》言過簡，讀者每多誤會；承易乙玄君逐務駁斥，使餘有申論之機會，感甚感甚。同社友劉叔雅君，別有文難易君，鄙意有未盡者，條列於下｣。
⑤見劉叔雅該譯文前的一段話。 ｢海克爾”被劉叔雅譯作“赫克爾”，並標以“哲學、醫學、法學、理學博士｣。
⑥文中莫等所以加引號，因其可能是化名，反對者用此化名，以見這一爭辯的急迫。
⑦莫等：《致陳獨秀》(《新青年》5卷6號《通信·鬼相之研究》)，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第231、232頁。該書對此信的段落排列，較之《新青年》上原文有誤。
⑧陳獨秀《答莫等》(《新青年》5卷6號《通信》)說：｢足下提出的意見，已經王先生用'化學'的見解，陳先生用'科學方法論'的見解(均見後附錄)，說得頗清楚，不用鄙人多答的了。｣(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第229頁)
⑨｢陳百年先生謂西洋曾有人實驗魔擺，不能自動，此誠然。以縱有放射力當有限度，不能從室外撼此一絲之物也。｣(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第232頁)
⑩莫等例舉｢近讀日本文學博士福來友吉《透視與念寫》一書｣，說：｢彼實驗兩婦，能於三枚或十二枚之干片中，書寫清朝之文字，而上下則無痕跡。'此事經多人立證甚可信。福來氏書十餘萬言插真跡圖數十幅，專紀之，唯並無論斷。'｣(同上，第230頁)
(11)｢記得今年春天，你曾經對我說：'就生理學方面研究起來，看橫寫比較看直行要不費力。'這是根據學理立論，理由一定更為充實。現在我請你把這就生理證明看橫比看直便利的道理詳詳細細的告訴我，想來你總可以允許我這請求的。｣錢玄同：《致陳大齊》(《新青年》6卷6號《通信·中文改用橫行的討論》)，《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378頁。
【參考文獻】
[1]《錢玄同文集》第1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64頁。
[2]《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264頁。
[3]《錢玄同文集》第2卷，第10、10－11頁。
[4]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年，第209頁。
[5]《隨感錄十四·陰陽家》，《陳獨秀文章選編》(上)，第275頁。
[6]《魯迅全集》第1卷，第116、116頁。
[7]陳子善、張鐵榮編：《周作人集外文》，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年，第275頁，見魯迅《熱風》。
[8]陳鐵生：《駁〈新青年〉五卷五號〈隨感錄〉第三十七條》，《新青年》6卷2號《通信·拳術與拳匪》，轉引自《魯迅全集》第8卷，第83頁。
[9]《集外集拾遺補編·拳術與拳匪》，《魯迅全集》第8卷，第81－83頁。
[10]易乙玄：《答陳獨秀先生〈有鬼論質疑〉》，《新青年》5卷2號。
[11]陳方競：《“批孔”：開啟新文化倡導的一道閘門》，《學術研究》2011年第3期。
[12]俞平伯：《打破中國神怪思想之一種主張——嚴禁陰曆》(《新潮》1卷3號)，《俞平伯全集》第2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477頁。
[13]陳大齊：《答錢玄同》(《新青年》6卷6號《通信·中文改用橫行的討論》)，《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378－380頁。
[14]陳方競：《“橫行與標點”：〈新青年〉新文化倡導的一個並非輕鬆的話題》，《文藝研究》2009年第7期。
[15]《傅斯年全集》第1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50頁。
[16]汪敬熙：《社會學方法論》，《新潮》2卷3號｢書報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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