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來自德國的西藥廠，拜耳顏料廠及其主要對手赫斯脫公司，在中華民國展開了商業競爭活動，也帶動了華商藥房的參與。德國拜耳，以及華商藥房（廠）和新藥業公會，除了在報章雜誌刊登廣告，也刊行出版品來推銷西藥。到了1928年，蔣介石完成北伐之後，上海社會商業復甦，並且日漸熱絡，｢安眠片｣一詞開始流傳開來。1935年3月8日，阮玲玉服食大量｢安眠片｣自殺身亡，她是第一個服用｢催眠藥｣自殺的中國女星。1950年代之前，巴比妥類藥物（催眠藥），是治療神經性失眠的唯一藥物。
論文：《阿斯匹靈在中國 --- 民國時期中國新藥業與德國拜耳藥廠間的商標爭訟》
作者：張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2008年3月
四、拜耳藥品在中國
早在十九世紀末，德國顏料廠便透過在華洋行推銷染料，幾個大廠都有特定的德商洋行作為代理。例如，巴斯夫公司（BASF）的產品，由愛禮司洋行（Ehlers
& Co. ,A.）負責；愛克發公司（Agfa）的產品，由禮和洋行（Carlowitz
& Co.）運銷；赫斯脫公司的產品，由謙信洋行（China
Export-Import & Bank Co.）經理；拜耳的出品，則由雅利洋行（Hackmack
&
Co.）代銷等。一次大戰之前，德商在中國的顏料市場已取得絕對優勢。不過，德國顏料進入中國的時間雖早，但重心一直放在染料上，進口藥品的種類卻有限。一直要到大戰結束後，德國失去歐美市場，各大顏料廠才決心朝亞洲、中南美洲等地發展，其中最為積極的首推拜耳顏料廠及其主要對手赫斯脫公司。
戰後德商捲土重來，並且取法先前在歐美的推銷經驗，全力爭取醫療人員的支持。1923年，率先返華的謙信洋行，首先將赫斯脫的藥品說明書，全數請人譯成中文，彙集成一本厚厚的《德國獅牌良藥》，並針對天津、上海、廣東、香港等地的醫院、藥房及醫療人員，進行分送。書中一開始便是一張該公司法普唯耳坑（Farbwerke）廠的全覽圖，該廠位於法蘭克福附近，佔地廣闊、臨河而立、廠房密布，一旁美因河上輪船往來，一開始就給人一種高度工業化的震懾之感，然後才一一列出六十種左右的處方藥。每一種藥品，均附有照片，然後就其成分、形狀、功用、劑量、主治、包裝等，一一說明。依功效類別，可大致區分為麻醉、止痛、關節炎、哮喘、白濁、癆症、止血、安眠、刀創、血清、疫苗等各大類。基本上，一般醫生可能遇到的疾病，均大致囊括；加上其中提供的豐富藥物知識，足供一般醫藥專門學校作為藥物教學課本，所以初版5,000冊，很快便被索取一空；二年後再版，1926年三版，此時該書的厚度，連本文帶附錄，已多達327頁。
謙信洋行刊行此書的目的，自然在向醫界推銷｢獅牌良藥｣，所以該書初版序言即言：｢諸大醫生......如能即此一書，詳加研究，則對於獅牌各藥，皆能得其正當用法，執藥臨病，必有躊躇滿志之樂。｣不過，該書更重要的使命，還在於培養醫師對獅牌的忠誠度，所以該行特別呼籲：｢並望各大醫生、各大醫院處方之際，或定藥之時，寫洋文藥名者，必註明Hoechst或M.
L.
B.，寫中文藥名者，必註明謙信字樣，以絕影射。｣原來，赫斯脫公司的藥品雖好，但與其他德國藥廠的產品其實有不少雷同之處。譬如：該行的頭痛片｢阿濕去耳｣（Acety-Salicylic
Acid 'Hoechst'），其實與阿司匹靈的成分相同，都是醋柳酸，必須讓醫師開立處方時，予以註明，生意才會落入赫斯脫手中。
《德國獅牌良藥》甫出版，次年拜耳便如法炮製，聘請中德醫藥專家數十人，翻譯、編輯了一本《拜耳良藥》。該書採取和《獅牌良藥》相似的策略，翻開該書，首先映入眼簾的也是拜耳位於勒佛可森的總廠，論面積、規模，均可與法普唯耳坑廠分庭抗禮，以此換取讀者對其製藥能力的信心。然後列出39種處方藥，各就其性質、功用、治症、服法，詳細說明。拜耳的藥品數量雖不及赫斯脫，但它採取了一項新手法，是赫斯脫所不及的，即請到｢德醫｣黃勝白（1889-1982）為其審訂並作序。黃勝白實為上海同濟大學訓練出來的醫師，由於同濟大學的前身為1907年所創立的｢同濟德文醫學堂｣（German
Medical
College），該校草創時期的所有醫療器械、教學書籍，乃至教學團隊均來自德國，此後也一直維持德式的教育系統。所以同濟畢業生名銜均冠以｢德醫｣二字，以此自豪。有醫師作代言人，拜耳顯然較赫斯脫公司更勝一籌。
黃勝白本人1914年始從同濟醫科畢業，1919年即在上海創辦同德醫學專門學校，該校即為同德醫學院的前身。黃勝白對藥學以及教育的興趣，似乎比行醫還來得深厚，在創辦同德醫學專門學校的同時，他也創辦了《同德醫藥雜誌》（後改名為《醫藥學》），晚年更對《本草綱目》進行系統性的研究。他於1924年開始為拜耳藥廠擔任審訂，此後便成為該廠的固定代言人；1929至1943年間，並同時擔任拜耳的通信翻譯。黃勝白之所以願意以醫師的身分為藥廠背書，動機似乎不僅是｢德醫｣對德國的感情，也不僅限於對額外金錢收入的興趣。他很早便指出新藥開發耗日費時，因此其主導權由大學實驗室移向大規模藥廠，已成必然之勢；而拜耳正是德國的重要藥廠，有機會為拜耳藥品擔任審訂，讓正在萌芽的中國醫界，可以同步跟上德國藥品的發展，對他而言，其實可稱得上是一種學術服務。他在《拜耳良藥》一書序中，說道：｢余詳觀所敘述，無一不根據最新學理，醫家得此一編，不獨能盡明諸藥之作用，兼能達近代醫藥學之真銓，誠有功醫林之佳製也。｣
拜耳與謙信雖在1923至1924年間相繼發行藥品目錄，爭奪處方藥的市場，但這場爭奪戰很快便在1925年左右偃兵息鼓。為避免再全球顏料乃至藥品市場上惡性競爭，該年，德國八家主要顏料廠決定在小｢法本｣的基礎上，彼此合併，成立正式的｢法本｣公司（IG
Farben
AG），即所謂的大｢法本｣，中國方面稱之為｢大德顏料廠｣。新成立的法本集團組織嚴密，各公司交出股份，由原來的巴斯夫公司擔任控股，總部設於法蘭克福。
為配合德國方面的變化，法本公司隨即在華成立相對應的｢德孚洋行｣（Deutsche
Farben Handelsgesellschaft (Waibel &
Co.)），負責在華銷售所有法本集團所產的顏料，並負責法本集團在華所有商標事宜。在藥品方面，各顏料廠的產品先由謙信洋行代理，1935年又成立拜耳無限公司（Bayer
Pharma
Co.），聯合所有代理洋行，統一進行銷售。剛開始各廠還保留自己的商標，到了1937年左右，所有法本集團藥品，均冠上拜耳十字。該年，拜耳藥廠在華發行的《拜耳新藥大全》，厚達486頁，內含藥品170種，除法本集團的藥品之外，還加入新併入的貝靈血清廠（Behring-werke）。經過一番整併，拜耳的規模大幅擴張，正式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藥廠。黃勝白再度為《拜耳新藥大全》作序，他在序言中明白指出：｢拜耳大藥廠......羅致世界頭等學者，研究於自有最大規模之研究室中。凡所發明，均足開醫學之新紀元，而左右醫藥學之進化，新編所載，在在可以推新學理之推進，已不可概以等閒藥錄視之矣。｣
拜耳不僅針對醫藥人員發行藥品目錄，自1927年起，也開始撿選若干處方藥，當作成藥，對一般大眾進行促銷，其中尤以阿司匹靈藥片為主力，當時稱為｢藥餅｣。其促銷手法有二：一在報章雜誌上刊登廣告，二為刊行衛生保健書籍。前者主要刊於《申報》、《新聞報》及《婦女雜誌》等報刊。和當時韋廉士、兜安氏，乃至中法、五洲等藥房相比，拜耳廣告的版面不大、數量有限，用詞也頗節制，但將拜耳與阿司匹靈二詞緊緊相連。例如，1927年2月的一則阿司匹靈廣告，畫中一老者低頭捶肩，上書大字｢拜耳阿司匹靈藥餅｣，上下再以小字寫道：｢德國製造，注意新增二片包｣（參見圖一，1927年2月10日，第13版）。1929年1月在《婦女雜誌》的一則廣告，則進一步採取西洋繪畫的透視法，前方為一長衫男子，欲向前狂奔，但腰間有一繩，被遠方龍頭蛇身的的怪物扯住，男子曲背作痛苦狀，圖像右上方為一巨大的拜耳十字商標，下書｢腰背疼痛｣四字，左上方再以較小字體，簡單陳述：｢德國拜耳阿司匹靈，專治腰背疼痛、頭痛、牙痛、傷風、寒熱等症，靈效無比｣。（參見圖二，卷15期1，1929年1月，廣告頁）
拜耳一方面針對一般大眾在報章雜誌上刊登廣告，一方面針對都市中產家庭，刊行衛生保健書籍。1927年前後，拜耳首先刊行一本名為《家庭醫藥顧問》的小冊子，厚達55頁，該書在初版序中即言明：｢此書專備家庭之中，小小病痛，無醫自療者而設也。｣又說：｢平時若留心瀏覽，......猝遇昏夜之際、行旅之時，驟攖疾痛，不及延醫，亦可如法自療，兼可救人濟世。｣由於目的為家庭手冊，所以該書依各種常見症狀，如感冒、咳嗽、喉嚨痛、痛風、胃口不開、腹瀉、失眠等，逐一分類，詳細說明各種疾病的成因、病理、症象、治療方法、藥物之選擇等，語氣循循善誘，文字淺顯易懂。據說初印萬冊，繼而追印20萬冊，不及數月，皆函索一空。只是除了常見症狀，還有一些不屬於｢小病小痛｣的疾病，如肺癆、婦人病、小便混濁、陽痿不舉、楊梅瘡毒等。文中所建議各藥，自然均為拜耳出品，而阿司匹靈顯然為其主打藥品，不僅在講論感冒、痛風、發熱、風濕等症時，大力推薦阿司匹靈，四章夾頁廣告中，也有三張視這個｢居家旅行皆須常備｣的寶藥。
1939年左右，拜耳再接再厲，發行另一本衛生保健書籍《家醫》，這次由黃勝白親自執筆，厚度也擴增為175頁。和十二年前的《家庭醫藥顧問》相比，，此書內容更偏向醫藥衛生，文中主要談論營養、消化、傳染、血液、內分泌、兩性、保育等主題，並附有相關圖表，藥品與症狀的篇幅則被大幅壓縮。顯然此書的定位不僅是｢中國人及中國家庭的醫藥衛生顧問｣，也是｢新時代人們的常識寶庫｣。此時，日本侵華已經全面展開，黃勝白由原先的浙江省衛生實驗處處長等職，轉而避居上海錢家巷，在上海的之江大學、聖約翰大學講授中國音韻學與德文。時局的不安，更凸顯醫藥與民族存亡間的關係。黃勝白在序言中明言他的關懷：｢中國人的醫藥衛生學，原是最先進的，可是現在的中華民族，經濟力太差，智識又退化，科學不發達，大多數的人都在牛馬豬狗生活中掙扎著，......中國人要得不窮，先得不弱；要得不弱，先得不病；要得不病，先要多留心點科學的醫藥衛生常識。這就是我寫這個小冊《家醫》的目的。｣雖然此書的商業性質大為減低，但推銷拜耳藥品的目的則一，例如在論及傷風的部份，文中便說：｢多數人用『阿司匹靈』片攔頭控制最有效驗。用真正拜耳廠的『阿司匹靈』片，只需服半片，服後即蓋被安眠，往往一服見效。｣
由於拜耳的大力推銷，阿司匹靈不只聞名於醫界，也盛行於病家。到了1930年代，報上的社會新聞中，已可看到此藥的身影。1934年11月，上海《晶報》刊出一則公案，提到某君乘火車到外埠去，因為行前略微有些發熱，又怕鄉下沒有藥房，他的夫人就給他包了三、四片阿司匹靈，放在皮夾裡，以為預防。不料到了該地，被車站的檢查人員搜出，懷疑是嗎啡或海洛英。1935年3月，《晶報》又刊出杜月笙弟子錢培榮的大姨子因頭痛不止，連服8片阿司匹靈，以致中毒的消息。該文並言：｢謙信洋行經理之拜耳阿司匹靈，流行甚廣，頭痛或需發汗者，每喜用之。｣
…（省略）
由上可知，阿司匹靈不僅以藥片的形式流行於市面，還以藥粉的形式通行於中醫界；其使用方法，也不限於清水吞服。而且，儘管拜耳大力強調｢阿司匹靈｣四字，該藥顯然還有其他的同音譯名，張錫純用的是｢阿斯必林｣與｢阿斯匹靈｣；1930年南京衛生部所編印的《中華藥典》，其附錄別名表中列的則是｢阿司匹林｣。此外，拜耳的出版品也不是唯一介紹｢阿司匹靈｣的書籍，根據後來全國新藥業公會提出的證物，1920及1930年代中國發行的醫藥書籍，包括《耳鼻咽喉論》、《近世內科全書》、《醫學常識》、《西藥精華》、《賀氏療學》、《歐氏內科學》等23種，均論及此藥。這種多線交叉進行的傳播方式，正為上海藥房仿造阿司匹靈，提供了一個理直氣壯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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