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反清革命團體｢光復會｣的領導人之一。
1898年12月4日，避禍抵台北，主編《台灣日日新報》漢文欄，與日人館森鴻（袖海）等相往來。次年6月10日由基隆轉赴東京。太炎在台論文計有41篇，詩文評、詩16篇，多數刊在《台灣日日新報》，同情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抨擊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這些論文佔章氏著作份量並不多，卻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相當重要的資料，《正疆論》謂「以支那與日本較，則吾親支那；以日本與滿洲較，則吾寧親日本。」
來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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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就是一個典型的大漢族主義者，他寧可日本統治也不願滿州統治台灣。
一八九八年，章太炎因受戊戌政變失敗牽連，遭到清廷追緝，十二月五日他從上海來到台灣。他是經在上海的日本友人山根虎雄（時任《亞東時報》記者）的介紹，來到《台灣日日新報》當漢文部記者。十二月七日，該報刊登報導說：｢此次本社添聘浙江文士章炳麟，號枚叔，經於昨日從上海買棹安抵台灣，現已入社整頓寓廬矣。｣
章太炎當時是住在艋舺（今萬華）的｢剝皮寮｣，它位於老松國小校園的南側，就在今萬華區廣州街、康定路和昆明街所包圍的古老街區。根據艋舺地契數據記載，｢剝皮寮｣地名，最早出現於清嘉慶四年（1799年），當時稱為｢福皮寮｣，清道光十八年至清末，這條街稱為“福地寮”，日治時期改為｢北地寮街｣，台灣光復之後才出現｢剝皮寮｣的名稱。
《台灣日日新報》創刊於一八九八年五月六日，是由日人守屋善兵衛，在時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協助之下，併購《台灣新報》及《台灣日報》而成。章太炎來台時，該報才創刊不久，由木下新三郎擔任主筆，而日本文壇著名漢文詩人籾山衣洲出任漢文欄主任。該報每日出刊，共有六版，四版日文，兩版漢文。
據章太炎報社同事、記者謝汝銓（台灣人）的《章太炎之行述》說，章太炎｢只在家中撰述文稿，寄付揭載，不常登社｣。章太炎在台發表論文計有41篇，詩文評、詩16篇，多數刊在《台灣日日新報》，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相當重要的資料。這些文章可分為四大類：一是同情康、樑的變法，抨擊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二是對其所學，特別是對佛學與國學的看法；三是與台、日文人的詩詞唱和；四是針對台灣所發的議論。
以往的研究者，都以為章太炎在台灣的言論，是批評日本殖民台灣，欺壓台灣人，但其實不然，在他所發表的文章中並找不出這樣的言論。章太炎在《正疆論》一文，討論台灣的所有權問題說，若論開國，則始於鄭成功，然後為清所盜，而乙未後割讓給日本。是以“鄭氏之得台灣也，與日本同”，而“滿州之盜台灣也，與荷蘭同”，因此他寧可日本統治台灣，也不願滿州統治台灣。這反映出章氏雖廁身台灣，反滿的漢族民族意識仍甚為急切。
此外，他在台灣相與唱和的，也都是日人。他在給汪康年的信中提到籾山衣洲、水尾晚翠和館森鴻，是他眼中台灣文士之最，這三人也與他交情最好。籾山衣洲，名逸也，日本愛知縣三河西尾藩人。其漢文佳，與依田學海、信夫恕軒、杉山三郊等人齊名。有《明治詩話》等著述。一八九八年以《台灣日日新報》漢文主筆的身份被招募來台，受到總督兒玉的寵信。
館森鴻為日本仙台人。在台期間分別任職秘書以及學務，與中村櫻溪、加藤雪窻、章太炎等人交往甚密。館森鴻對章太炎十分敬佩，他曾寫道：｢杭州章君枚叔高才能文，與餘相善。去年冬，載書數車入台疆，乃以文字訂交。每相見，輒問難經義，評騭文章，縱談時事，神王興至，逸岩激越，投筆起舞，恢哉有國士風。｣
當時的台灣總督兒玉認為：要統治台灣不能單靠軍人與官僚；一定要讓島民的精英，與日本人步調相合；故必要調整｢報紙媒體的政策｣。另一方面，要指導｢本島人｣，也需要有寫“漢文”的報紙。當時能寫“漢文”者，有日下欽二郎、館森鴻，還有宮崎來城、市村藏雪樓。這些人不只是單純的文士，還是總督府倚重的文官。如館森鴻自乙未割台後便在台灣，為總督府的文告捉刀，受水野遵與後藤新平的信任。水尾晚翠則是法院院長，籾山衣洲則深得兒玉總督的倚重。他們三人與總督府的關係都算十分親密，而由於他們都通曉漢文，實際上也擔任收編台灣知識分子的工作。
與章太炎過往較多的還有石坂莊作，《台灣日日新報》創立後任會計主任。石坂莊作的《台島踏查實記》一八九九年三月要出版時，章太炎替他寫了序文，但當時已刻印好來不及加上序，只印了章寫的一首律詩。後來章太炎要離開台北去日本時，他應石坂莊作書寫了一張扇面，就把這序寫在扇面上。一九O四年一月十一日《台島踏查實記》第二版付梓時已補上章太炎的序文，而扇面的原手跡，一直到一九三六年章太炎病逝蘇州時，石坂莊作才將這珍藏三十多年的扇面墨寶製版刊登於《台灣日日新報》上。
在《台灣日日新報》章太炎還有台灣人的同事，分別是謝汝銓和李逸濤。謝汝銓是台灣台南人，日據後遷居台北市，光緒十八年（1892）生員（台南末代秀才），時任《台灣日日新報》記者。他在《章太炎之行述》說：｢同事中有李逸濤年紀較輕，與太炎最為相得。一日，章太炎到逸濤家中，看見逸濤正在讀《漢書》，乃詢問逸濤何以到了這般大的年紀才讀《漢書》呢？太炎自謂他在童年早已讀完。如不信的話，可以由其隨便指定何篇，太炎執筆寫了數百字與原書核對無誤。從此，逸濤對於太炎更加敬佩！｣李逸濤，台北人，博覽金石，尤通史漢，後為《台灣新報》所聘，擔任記者，李逸濤具備日文的閱讀能力，他的翻譯文章於《台灣日日新報》上時有所見。他是日治時期漢文人、通俗小說家、新聞記者，亦書寫偵探小說。
章太炎在台灣半年後，由於他不能適應台灣的氣候和個人的感受等因素而離台。他在《自定年譜》中說：｢台灣氣候蒸濕，少士大夫，處之半載，意興都盡。｣又在《旅西京記》說：｢歲在己亥，餘旅食台灣，不怡於眾，東詣日本。｣謝汝銓在談到章太炎離職的原因時說：｢太炎又對於日本治台政策，每恣意攻擊，……一日撰論，抨擊督府官僚，擅作威福，壓制人民。……遂與夫人束裝回國。｣
然就當時章太炎對總督府的態度及細閱當時所發表的作品，謝氏的說法，似乎失之臆測。湯志鈞的《章太炎傳》則認為，當時日本政府妥協於清廷的壓力，對章氏同情康、梁，同情變法，撰文批評清廷，為該報所不容，受到社長守屋善兵衛打壓而辭職。
此一說法，似較合理。據說，被總督大人訓得灰頭土臉的守屋社長，一回到報社，就命人去叫章太炎來見他，章太炎便拿起筆來寫了一張便箋，讓來人帶去，便箋上說，你不知道，我要去你那兒就是趨慕你的權勢，你自己到我這裡來，才說明你還懂得尊重我們這樣的人嗎？要來你自己來吧！守屋見了，氣急敗壞地跑來，對著章太炎大叫大嚷一通：“真沒有想到你這人如此傲慢無理！且不解事理，真令人忍無可忍。你要不願意在這裡做事，就另請高就吧。”守屋一離開，章太炎乃呶呶說：“什麼善兵衛，簡直就是惡兵衛，你不講禮貌，我就走人，何用你趕我走，哼。”
此時館森鴻勸他仔細考慮政治情勢的發展，不要貿然返回中國而受困，乃建議他前往日本參觀訪問。同時梁啟超也來函邀約他到東京共商大計，於是在一八九九年六月十日在館森鴻的陪伴下，他們由基隆搭橫濱丸啟程赴日，這也是章太炎首次踏上扶桑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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