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上海華商藥房仿造西藥的能力，已達國際水準，甚至銷往東南亞，使得德國拜耳公司必須經由法律途徑維護西藥的利益。阿司匹靈，是當時國際社會最熱銷的感冒藥，甚至是治百病的萬靈藥。1929年6月，拜耳在新加坡與印尼泗水兩地的代理商分別來函，表示當地出現仿冒，經查均來自中國，一為上海中西大藥房出品的｢阿是必靈｣，另一則是上海北四川路寰球藥品公司的28粒裝阿司匹靈＂Wodow＂藥品。
論文：《阿斯匹靈在中國 --- 民國時期中國新藥業與德國拜耳藥廠間的商標爭訟》
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2008年3月
五、仿造阿司匹靈
拜耳的所有藥品，無論處方藥或成藥，均靠藥房代為銷售。眼見阿司匹靈售價高昂、深入人心，加以醋柳酸取得容易，各華商藥房便毫不客氣地予以仿造，大批購入，自行壓製。不僅如此，一些規模較大的藥房甚至利用其銷售網絡，將產品遠銷至東南亞，與拜耳爭奪市場。1929年6月，拜耳在新加坡與印尼泗水兩地的代理商分別來函，表示當地出現仿冒，經查均來自中國，一為上海中西大藥房出品的｢阿是必靈｣，另一則是上海北四川路寰球藥品公司的28粒裝阿司匹靈＂Wodow＂藥品。兩大代理商因此要求負責拜耳在華商標事務的德孚洋行，儘快為阿司匹靈的中、西字樣取得商標專用，以便中國政府的力量，予以取締。
本來，累積多年打擊仿冒之經驗，拜耳每到一地，均竭盡所能地利用該國法律，或為其商標申請專用，或為其藥品申請專利，以為保障。中國早在清末即頒有《商標註冊試辦章程》二十八條，而申請專利所需的專利法卻遲至1944年5月，方始公佈，商標註冊乃成為拜耳保護其在華權益的唯一管道。不過，中國商標法的制訂也是一波三折，以致拜耳遲遲未能為其藥品建立完整的保護網。
原來，中國本無商標法，該項法律的出現實為列強角力的結果。十九世紀末，外商大量進入中國後，隨著商品銷售的日見進展，洋行對商標保護的需要業愈來愈殷切，各洋行乃不斷向其本國外交官陳請，促請其向清廷施壓設立專署，制訂辦法，以求保障。是以1902年，中、英兩國簽訂《續議通商行船條約》時，即已出現有關中國訂立保護商標辦法之議；兩年後，新成立的商部在列強的敦促下，曾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Sir
Robert
Hart）代擬《商標註冊試辦章程》二十八條。不料該章程頒布後，各國因利害關係不同，不僅英國公使不盡滿意，要求修改，德、奧、意、比等國公使亦紛紛請求慎重立法。在此情形下，商部乃決定延期成立商標註冊局，僅以津海關與江海關兩關作為商標掛號分局，讓洋行可以暫時掛號，以為權宜。此後，又因人事、時局、歐戰登原因，修訂商標法規一事幾經擱置。直至1923年春，北京農商部始參酌英國公使及社會各界人士意見，訂定《商標法》四十四條，並正式成立商標局。1927年國民政府建立，全國商標行政統一，復於1930年5月通過修訂《商標法》四十條，從此開始中國商標行政的歷程。
中國商標法的制訂本由外商所推動，開始時華商對於商標權所知有限，少有申請註冊，但歷經二十多年的變遷，情是逐漸改觀。到了1931年，錢永源再編纂《商標彙編》時便指出：｢當時中、外商人取得商標專用者，已達一萬五千餘件，其中以洋行佔多數，但華商亦有四分之一之多，較之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在各行各業中，藥商顯然是最早體會到商標重要性的廠商，不僅上海各大藥房、藥廠紛紛為其各式品牌註冊；1936年，中法藥房經理許曉初更將業經註冊的中、外藥品商標，一一彙集，分期刊載於《新藥月報》，供全國新藥聯合會會員參考。許曉初在其前言中指出：｢現在行銷市場中之藥品，以舶來品為多，吾人往往以經受已久，慣呼其名，致誤認為普通使用之名稱，而自由援用之者，因之發生種種糾葛，年來已數見不鮮，......為引起同業尊重他人之商標專用權起見｣，特製作此表，供同業查考。
許曉初並不是新藥界中唯一對商標法有研究者，新亞化學製藥廠總經理許冠群（許超）更被公認為是商標理論的專家。當時上海各廠商有關公司登記或商標註冊等事宜，不是委託律師、便是委託會計師辦理，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會計師出身的許冠群對商標註冊程序頗為嫻熟，對商標理論也頗有見解，他不僅經常在報章雜誌上著文闡釋己見，並於1940年與李寰平合作出版《商標法之理論與實際》一書，該書是中國較早的一本專業理論書籍。除許曉初、許冠群之外，中西大藥房總經理周邦俊也因商標問題，與拜耳有多次交手經驗。這些新藥界的領導人不僅留心商標法規，以免觸法；同時，他們也試圖反向利用此法律，與外商進行對抗，因此到了國民政府時期，商標法已由原先列強角力的場域，一變而成華商與外商競逐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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