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文史資料第十二輯·浙東浩劫 作者：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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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是一貫道“天才”的徐正康，同善社“六層引恩”道首葉晉初，分別於六十年代寫過《反動一貫道內幕》和《同善杜內幕》的兩篇材料。其中談到了一貫道、同善社在寧波淪陷期間與日偽狼狽為奸，危害百姓，反對抗日的一些罪惡勾當。所述情況雖是整個材料中很少的一節，亦可從中窺見淪陷區形形色色的一個側面，現輯錄於下：
徐正康述：
1942年，我12歲，念完中學一年級，和我家住一條街上的日本翻譯、漢奸陳振中當了一貫道“瑤光”壇壇主，拉攏我父親，一家人都參加了一貫道。是年12月，瑤光壇舉辦“誠信仙佛訓練班”，父親和我都參加了。就在這個訓練班上，我被上海派來設壇點傳師桑椿森看中，說我這個孩子有“先天根基”，可以培養，從此受騙中邪，在瑤光壇當了七年“天才”。
一貫道自日本侵略中國以後發展最快。在全國有兩個中心地，北方在天津，南方在上海。許多一貫道的點傳師當了漢奸，也有很多漢奸成為一貫道的點傳師。他們隨著日寇侵略勢力的擴張，深入到各地設壇傳道，發展組織。所以一般人都說一貫道是和日本人一起來的，就稱一貫道為“東洋道”。桑椿森就是一個掛著“商人”的牌子，與日本特務、日本流氓、日本商人勾結在一起的漢奸。他原來是上海滬西一帶有名的流氓頭子，後來得到上海大漢奸李麗週的邀請，在一貫道里當點傳師，由上海基礎台派遣到寧波設瑤光壇。協助桑椿森到寧波來辦道的另一個點傳師莊智信，則是由天津基礎台派來，也是一個精通五國語言的青島漢奸。
一貫道在寧波得到很快發展，除南北基礎台派遣有漢奸身份的點傳師來傳道外，還依靠當地漢奸的配合。汪偽第十師師長長謝文達的副官陳文祥和謝文達老婆就是他們活動的靠山。陳文祥加入一貫道後，就在日軍寧波特務機關對面設立“明德”壇，自己領命為點傳師，謝文達老婆在中營巷12號設立“守一”壇，當時寧波地方上到處是汪偽軍、地痞流氓的地盤，一貫道有了這樣一個“帶指揮刀的點傳師”和師長太太撐腰，誰不忌憚，所以反動道會門的組織遍及寧波各地，分壇的壇主也多系地主漢奸和土匪流氓頭子。如像山縣姓姚的壇主，是汪偽象山縣警察局長，餘姚縣分壇的一個壇主是汪偽餘姚縣縣長勞乃心的弟弟；奉化東山的分壇，把著名土匪頭子“小雄雞”的結拜兄弟雙槍王某某作為依靠。這些都是一貫道的政治背景，此外，還有與當地日本特務勾結的，乾了不可告人的勾當。所以寧波一貫道和全國一樣，除宣傳迷信，騙取錢財，姦淫婦女等罪惡活動外，在日偽期間還充當了侵略者的幫兇，下面僅舉幾個事實例子：
（一） 道親進行奴化教育
主要是兩種方法，一種是在點傳師主使下，天才裝作仙佛附身，用仙佛批沙(用乩筆在沙盤裡寫字)、借竅的騙術，傳達老申娘(一貫道尊奉的偶像，亦稱明明上帝)訓示，如說：“中國人與日本人都是老申的'原子'(原子即指修道人)，老申是一視同仁的。”，把日寇在中國殺人放火，強姦婦女等等罪行，說成“現在是三期末劫，大算幾萬年清帳，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一切夙緣、夙冤必須現在了卻。”如道親遭到日寇或汪偽軍搶劫、姦淫，說成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考驗修道之人。”道親被殺害了，說成“上天在三期末劫須要原子，是老申召回去了。”有時還叫天才裝作死者來壇，說一套鬼話；另一種是，點傳師講道借用《四書》、《金剛金》、《孝經》等等舊時的著作，胡亂解釋。如用“修身治國平天下”這句話，叫道親最最要緊的是先修身，千萬不能先管國事，去反對日本人的侵略。不論是那一種方法，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道親把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看作是上天注定的，是理所當然的，千萬不能反抗。
（二）反共宣傳
反共宣傳與奴化教育同時進行，方法也類似。如誣衊毛澤東主席是“蛇妖下凡”，攻擊抗日的三五支隊是“三五成群的烏合之眾”，宣傳汪偽政府掛的旗子有國民黨黨徽鑲黃邊，是奉天承運的“杏黃旗”，說什麼“杏黃旗幟空中飄，三千大同樂逍遙。”要道親們擁護賣國的漢奸政府。 1943年，杭州總壇派遣到餘姚活動的點傳師詹天保，在四明山區見到當地使用抗日政府發行的“抗幣”，就在當地向道親們編造謠言，說這是“糠”幣，“藏”幣（寧波土音“藏念抗”）遲早要變成細糠那樣不值錢，以後只能收藏不能使用。
（三） 偽刺探情報，給日偽軍掃蕩打前站
如1943年，一貫道杭州總壇接受了日寇和汪偽政府的任務，特地派遣點傳師詹天保（杭州人）、朱永祥（餘姚人）到餘姚刺探三五支隊活動的，情報。上海基礎台同時指示寧波瑤光壇：凡詹、朱在餘姚活動，應盡一切力量予以協助。詹、朱當時最需要有一個既熟悉餘姚情況又有活動能力的天才，於是指名把我借去。當時，餘姚陸家埠是三五支隊的重要根據地之一，詹、朱二人就在陸家埠活動最勤。他們利用我年少不會引人注意，要我到機關、銀行門口去了解群眾兌換“抗幣”的情況和反映，見到許多穿灰顏色軍服的三五支隊在聽報告，或在互相說話，就要我一定設法前去竊聽。一次還叫我上街閒蕩，仔仔細細看一下三五支隊使用的是什麼樣子的槍。我竊聽到情況之後，要立即一字不漏的向他們匯報。詹天保或朱永祥將情報收集以後，每個月至少去杭州一次，向總壇作匯報。當時三北宓家埭、白洋湖等地有三五支隊經常活動，而且向群眾宣傳不要相信一貫道，有時直接干涉一貫道的迷信活動。而詹、朱對這些地方特別感興趣，一月之中壇期安排很多，去得很勤。
1943年，我跟朱永祥在餘姚周巷活動，見到有三四十個三五支隊男女幹部(帶武器的很少)在向群眾做宣傳工作。朱見到這個情況，藉口開壇的“進道表文”用完。要在餘姚城裡領取，馬上獨自一人雇了一隻快船到餘姚城內。就在當天傍晚，大批的日、偽軍前來周巷掃蕩，當時要是沒有周巷當地群眾的幫助和掩護，一定有不少革命同志遭到殺害。朱永祥在日偽軍掃蕩後就當即回來了，他做的什麼勾當是很明顯的。
1944年夏天，我們在餘姚低塘活動，發現壇主隔壁一戶農民家裡(也是道親)，來了一位路過的三五支隊女同志(約20餘歲)，隨身攜帶一支手槍，中午她吃完中飯準備午睡，朱永祥對我說：“槍是殺人的凶器，我們要想辦法消除它，可以少殺人”。因為我們是外地人，不好動手，就要壇主設法去偷。由於這個女同志警惕性高，她在午睡時把背在身上的米袋卸下壓在槍上面，再枕在頭下面睡覺，才沒法偷到。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時，我們正在餘姚各地活動。一天，我們在安山橋，點傳師徐貴芳接到了寧波瑤光壇的一封信，當他看完信後，當即燒掉，要我跟他步行回寧波。當時情況是：三五支隊準備從西鄉進入寧波城內，而反動派竟要已經投降的日寇和汪偽軍隊嚴密的封鎖寧波，對抗三五支隊進城。特別在西門外，日寇和汪偽軍只要一見有人要進城來，不問是誰，立即開槍殺害。我想，一貫道背景再大，這時也不能進城的。我們足足走了10多里路，直到半夜才到寧波西城外。徐貴芳根據信中指示，繞到南門，從下駕橋爬進來，下駕橋雖也用竹籬笆、鐵絲網封鎖，但橋上沒有日、偽軍看守，但過了橋，還是碰上了汪偽軍隊，徐貴芳走在前面，輕輕地對他們說了幾句話，汪偽軍就讓我們平安地回到瑤光壇。第二天我已累得無法走動，徐貴芳卻十分忙碌。這起事也很明顯，我們所以冒著生命危險進寧波，無非要徐貴芳匯報當時餘姚各地以及寧波西鄉的三五支隊活動情況。
在寧波淪陷時期，寧波—貫道各個總壇之間合作得特別好，原因是有同一的政治背景，又是統一領導下進行政治活動。當時政治活動以“明光”壇為主，又通過“明光”壇點傳師陳文祥(汪偽十師師長謝文達副官)在惠政巷寧波特務機關對門設立一個“明德”壇，與特務機關聯繫，這個壇由點傳師陳文祥主持，而領導各個總壇的點傳師，都是直接到明德壇陳文祥那裡面授機議。
葉晉初述：
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內，同善社忽又大為興盛，與一貫道幾乎“平分秋色”。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同善社十六代祖師彭泰榮從四川抗戰後方到了淪陷的北京，勾結了日寇，公開向道首們宣稱：“東洋人與西洋人不同，系同文同種”。將日寇列入不反不排之內，因而得到汪偽政府的大力支持。 1944年，經日本特務機關介紹，汪偽政府將彭泰榮從北京迎至南京，大漢奸汪偽外交部長、汪精衛的連襟諸民誼參加了同善社，並撥給了南京紫金山下一座古式狀元府大廈，接著以辦“匯坐”(靜坐)為名，召集了全國各地同善社道首代表300餘人，舉行了為時三個月的會議，我也奉召作為寧波地區道首代表，在寧波“大慈祥號”號首、“九層頂航”劉曉波率領下，從寧波到南京參加。會中除了華北、華中、華南淪陷區內的道首，還有來自重慶、成都、湖南等抗戰後方的道首代表。汪偽政府將這300餘名道首，捧為活佛活神仙。高崗裡會場門口掛著漢奸諸民誼親筆寫的大橫幅：“白王樓邊萬佛齊，紫金山下神仙會”。汪偽政府顧問，日本大特務影佐楨昭等，親臨大會祝賀，並派偽警、密探日夜放哨保護，防止有人破壞會議。祖師彭泰榮作了“遍地赤化，道與魔鬥”的反共專題報告，公開宣稱世界大亂，民不聊生，全系共產黨造成，同善社要負起與“赤魔”鬥爭的使命。會議決定了在各地同善社組織裡，附設“水火台'(這是個總稱，各地另有他名)，要以恆帝之火，龍王之水，來消滅赤魔。這次會議，是同善社公開勾結日寇汪偽的開始，“水火台”則成為同善社宣傳反共、培養訓練反共骨幹、策劃反對抗日活動的行動組織。
號首劉曉波率我等回到寧波後，即在“明善堂”內設立一個專平“赤化惡魔”的“木桓候大帝台”，宣稱：“木桓候大帝系火精，奉玉帝旨意來鎮壓“赤魔”，集中寧、溫、台、處(麗水)等四區道首“匯坐”，佈置反共任務。同善社的道首們盡是有財產的資本家或其他剝削者，號首劉曉波即以“赤魔”不平，道首身家性命難保、財產盡化烏有等駭人聽聞的話相威嚇，脅迫他們與共產黨對立。“明善堂”是“大慈祥號”領導各地基層組織的一個辦事機構，下設江東、江北、西門、南門、郊區各個“先覺祠”。在各“先覺祠”內設“北帝台”、“龍王台”，每逢集會，用大幅黃紙寫出“龍王之水，北帝癸未之火，消滅赤魔”的橫額，要求道徒們焚燒龍票，資助龍洋(銀元)，投身“道魔之鬥”，其活動甚囂塵上。
1944年，“九層頂航”劉寶初，奉彭泰榮之命，帶了幾十來歷不明的人，在日寇、汪偽保護下，經東錢湖、象山翻山越嶺，潛入未淪陷的溫州平陽、樂清及福州地區，借“為國求賢”之名，去了解這些地區的抗日武裝大刀會，紅槍會情況。這些組織帶有封建迷信色彩，過去同善社與他們曾有關係，會內部份人員系同善社道首、道徒。劉寶初從寧波帶去了數量很大的黃金，進行分化、收買，要使他們來為日寇、汪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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