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來源：《阿斯匹靈在中國 --- 民國時期中國新藥業與德國拜耳藥廠間的商標爭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2008年3月
網址：http://www.mh.sinica.edu.tw/MHDocument/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Detail_419.pdf
二、西藥房與上海新藥業公會的出現
十九世紀下半葉，隨著外人大量來華，西藥開始經由兩個途徑進入中國：一是透過醫療傳教士在沿海及內陸施醫捨藥；二是透過外國醫士再通商口岸行醫。隨著傳教據點的擴大，以及通商口岸僑民人數的日增，醫療設施開始從醫館擴展成醫院，繼外商藥房之後，進一步出現華商藥房。一般認為，上海最早開設的外商藥房為1850年的大英醫院（British Dispensary），接著則有1853年的老德記藥房、1860年的屈臣氏藥房，以及1866年的科發藥房等。至於藥品的來源，初期多半仰賴往來的軍艦供應，隨著需求日殷，後來才由藥房或洋行直接向外訂貨。
由於西藥治療便利、效力準確，到了十九世紀末，華人接受西醫、西藥的情況逐漸普遍，不僅外商藥房如大英醫院、老德記藥房、屈臣氏藥房、科發藥房的業務相繼擴大，主要顧客群也由西人擴及華人。此時，華商也因覺察西藥效速利厚，因而相繼投入。1890年前後，華商藥房降成立，為了標榜自己不同於傳統藥鋪，名稱上捨棄｢同仁｣、｢慶餘｣、｢頌芬｣等帶有深厚文化意涵的名稱，改而選用語傳統中國關係薄弱，卻提供無限想像空間的｢中西｣、｢華英｣、｢中法｣、｢中英｣、｢五洲｣等稱謂。在地理分析上，由於外商藥房多分布在舊英租界商業最繁盛的大馬路東首（即今日南京路靠近外灘處），華商藥房成立後，便也逐漸朝此一地區聚集，特別是四馬路（今福州路）、三馬路（今漢口路）、北京路、河南路一帶，使藥房與租界、西方等概念緊密相連。至於這些早期藥房創辦人，根據《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的分析，他們或曾服務於外商藥房或洋行西藥部，或者本身便據中醫的背景。例如，一般被認為中國人開設藥房之篙矢的中西藥房（1888年創立）創辦人顧松泉，原為大英醫院藥房執事；華英藥房（1889）創辦人莊凌晨（一說莊菱仁）亦出身大英醫院，與顧松泉乃係同事，同時又曾任老德記藥房買辦多年；中法藥房（1890）創辦人黃楚九，則為家傳中醫，專治眼科。至於中英藥房（1894），雖然其創辦人李厚桂是郵政局的高級職員，合夥人也與外商藥房無關，但該藥房聘請杭州仁濟醫院的藥師謝瑞卿（雅堂）擔任配方工作；謝瑞卿又與商務印書館夏粹芳及中法藥房總經理黃楚九合夥，於1907年另外開設了五洲藥房。
這些藥房剛開始資本均非常有限，為求累積資本，多半從製銷成藥著手。而當時利潤最厚者，首推戒煙藥。原來自林則徐勸戒鴉片後，不少醫家各據良方，製造膏丹丸散之類的戒煙藥，並託言原方出自林文忠公（林則徐）或佐文襄公（左宗棠），但內容多含煙灰土皮等物，只能緩解，不能斷癮。外商藥房遂自倫敦等地進口戒煙藥粉出售，內含嗎啡等替代性成分，有助抑制煙癮；服法則依照煙癮大小，逐日遞減，以求斷根，銷量頗佳。華商藥房成立後，遂依法製銷，例如：中西有｢無雙戒煙梅花參片｣，中法有｢天然戒煙丸｣，五洲有｢甘露戒煙丸｣，中英有｢乃安戒煙藥片｣等。
除了戒煙藥之外，華商藥房還仿效外商藥房調製一些｢家用成藥｣，來幫助初始資金的累積。內容不外化痰止咳、刀傷止血、防疫止瀉、白濁止淋等；藥方不是抄自大英醫院，就是抄自老德記藥房。其中較具生意頭腦的藥商，還針對中國人崇洋心理，將藥名洋化，以增添其吸引力。例如，1905年中法藥房推出的｢艾羅補腦汁｣，處方得自藥師吳坤榮，原為普通含有磷質的安神健腦滋補劑，但藥房負責人黃楚九親自為之命名，並仿造西式玻璃藥瓶，在瓶外貼上Dr
T. C.
Yale的商標，附以英文說明，果然成為該藥房的招牌成藥。又如五洲藥房的發跡藥｢人造自來血｣，實有機鐵質補血劑，處方為前述杭州仁濟醫院藥師謝瑞卿所創。該藥最初名稱也是洋味十足，一開始以英文Blood的譯音，命名為｢博羅德補血聖藥｣，並偽稱英國皇家醫生處方，後來發現｢博羅德｣三字太過拗口，才改稱好讀易懂的｢人造自來血｣。
雖然早在十九世紀末，上海便出現華商藥房，但無論數量或規模等方面，其實仍十分有限，西藥真正成為重要產業還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而一次大戰實為轉折關鍵。首先，在資金方面，德國原為西藥重要生產國家，戰前層供應各藥房西藥原料與處方藥；歐戰爆發後，德國來源斷絕，這些藥品價格暴升，凡囤有存貨的華商藥房，均因此大發利市，趁此累積了相當資金。在市場方面，隨著戰事日趨激烈，英美成藥來華數量大幅滑落，華商自製的成藥，銷路因此大有起色，如五洲藥房的｢人造自來血｣、中法藥房的｢艾羅補腦汁｣、羅威藥房的｢紅血輪｣（一種魚肝油補血藥），以及中法藥房的｢九造真正血｣等，都在此時打開了銷路。
上海西藥業在戰時的擴張還反映在藥房數量與進口比重兩方面。在利多的誘因之下，不少藥房趁機興起，數量從戰前的29家，到一戰末期徒增至77家。戰爭結束後，雖一度暴跌至46家，但1920年又復增至86家。整體而言，西藥業的規模教戰前大為擴大。同時，整個中國西藥產業的重心，也在此時出現轉移的現象。一次大戰以前，上海在全國進口藥品的比重，始終略遜廣洲一籌；但一次大戰期間，隨著迅速的工業化，上海進口西藥的比重逐步攀升，廣州的比重則相對下降。到了1919年，上海已躍升為全中國西藥最大進口港，佔全國進口比重的20.03％；廣州則跌至第二，僅佔7.35％。此後，上海在全國進口西藥比重迭有增加，到1932至1936年間，更高達73.65％，從此確立全國西藥龍頭老大的地位。
在此背景下，幾家大型藥房趁機奠定堅實的基礎。並且逐漸在1920年代，演化成兩大集團；一是以黃楚九為首的中法集團，一是以項松茂為首的五洲集團。這兩人雖同為藥業先驅，但對企業的經營方向卻頗有分歧。黃楚九把重心放在成藥，首重銷售；項松茂則逐步將重心移至西藥原料，偏重製藥。黃楚九擅長宣傳，不斷在廣告上推陳出新；項松茂則擅長組織，五洲支店分布全國各地。不僅如此，在西藥業發展扮演重要關鍵的同業公會方面，1927年黃楚九與項松茂也曾一度出現歧異。
早在一次大戰期間，華商藥房便曾倡議組織西藥公會，但後來不了了之。到了1927年春，眼見革命軍北伐勢如破竹，新政權入主上海迫在眉睫，合組公會的必要性再度大增。黃楚九認為唯有組成公會，才能保護業界權益。遂於該年2月9日召集同業二十餘家，於一支香西菜社開茶話會，商議重行恢復公會之事，眾皆贊同，唯有項松茂對於章程持不同意見，但因寡不敵眾，未獲實施。此後，五洲便採取不合作態度，僅讓其旁支機構太和藥房加入，本身則置身度外，直至1929年3月，才再以原發起人的身分入會。
業界實力最強的五洲藥房不肯合作，黃楚九並不氣餒，兩天後（即1927年2月11日）又召開第二次籌備會，此時對同業公會的名稱坐了一重大決定。黃楚九指出各大藥房近年來所售之藥品，間有中藥原料與東藥名詞夾雜其中，｢西藥｣兩字其實已不能包括完全；何況內政部已將｢西醫｣，改為｢新醫｣，則｢西藥｣亦應改為｢新藥｣。在此情況下，他主張將原來的｢西藥公會｣，改為｢新藥公會｣，以包括一切，結果獲得多數通過。1927年3月26日，蔣總司令到滬，眼見再不成立公會，時機將逝。黃楚九等乃不顧五洲藥房態度，同日逕自成立上海新藥業公會，隨即選派黃楚九（中法藥房）、唐乃安（中英藥房）、張顯達（華英藥房）、范和甫（大陸藥房）四人為出席代表，加入新成立的｢上海商業聯合會｣，以代表業界與新政權對話。從此開始上海新藥業公會與各方週旋的生涯。
從｢西藥｣到｢新藥｣看似一念之間，其實與民初以來日益興起的民族主義，以及中、西醫之間的競爭有關。根據專研中、西醫論爭的學者趙洪鈞的說法，本來清末中國醫界並無明顯的中、西醫分界，但進入民國之後，中、西醫開始壁壘分明。主要原因在於受過正規西方醫學訓練的中國人數量日益增多，他們或許留學德、英、日等國，或者出身國內英美教會所辦的醫校，這些人自尊自重，專業信念極強。1915年，他們脫離上海的西方醫師團體｢博醫會｣，另組成｢中華醫學會｣，並出版《中華醫學雜誌》，開始在維持醫師專業、引進近代科學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中華醫學會成員不見得都對中醫持抨擊態度，但有一些成員或出於科學動機、或出於本身對專業的驕傲，開始試圖推動醫學革命，希望改革或廢止中醫，其中又以出身日本大阪醫科大學的余雲岫，最為積極。1917年，他首先出版《靈素商兌》一書，指出中醫不合科學。1927年又聯合甫從德國醫科大學畢業的胡定安，以及胡的同學葉筠壽，在上海創設《社會醫報》，主張中醫必須科學化，應以解剖學、生理學、物理化學以及藥理等為基礎，循科學途徑，來進行病理瞭解與診斷。到了1929年，中、西醫之間的衝突到達頂峰，該年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與會委員多為國外受訓醫師，對中醫本就抱持不信任態度，胡定安、余雲岫、汪企張連署提議廢止中醫進入教育系統，竟獲全體委員一致通過，轉呈教育部準備執行，結果引發軒然大波。此事來雖然未付諸實行，但此後中、西醫勢如水火，請願、論戰，幾無寧日，直至抗戰爆發，才稍止歇。
上海為西醫集中之地，黃楚九不可能不知道｢正名｣在這場論戰的重要性。經過現代化訓練的醫師，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多半不願人家稱他作｢西醫｣，同時也為了與其他學徒出身、土法煉鋼的西醫有別，他們多自稱｢醫師｣或｢新醫｣，以示自重；而在一切公私文書中，稱中醫為｢舊醫｣，暗指為舊有醫術，終將淘汰。而中醫則自稱｢國醫｣，表示其為中國固有的國家醫術，以為反擊。
新藥業公會在這場論戰中，沒有聲音，但從其名稱的選擇，可以看出其意向。事實上，醫師在專業化的過程中，一直以新藥業為盟友。不僅多位醫師常期擔任藥房、藥廠的董事；醫界方面的態度也反應在1936年3月《新藥月報》創刊號的卷前題詞上。中華醫學會首任會長顏福慶的題詞是｢新醫與新藥乃如輔車之相依｣，現任會長劉瑞恆的是｢紹介新知｣，另一位主張廢除中醫的健將汪企張的題詞則更令人玩味，即｢其趨一也｣。
黃楚九選擇｢新藥｣而非｢西藥｣為新成立的公會命名，看似一念之間，所帶來的影響卻十分深遠。一則，上海從此出現一個名為｢新藥業｣的新行業，此一用詞不斷出現在報章雜誌、公私文書，直到1950年代公私合營之後，才逐漸消失；二則，新藥業既已正名，此後在反英、反日運動中，便可名正言順地與洋行劃清界線，甚至利用｢完全國貨｣的口號爭取市場。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這個名稱，譬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內部有關該業的調查卷宗，便以｢西藥業｣為名；上海新藥業公會也不時收到致｢西藥業公會｣的信函。但是到了1935年底，上海新藥業公會進而聯合其他城市，共同組成全國性的｢中華民國全國新藥業公會聯合會｣（以下簡稱｢全國新藥聯合會｣）；此後，每當其他省分的公會要求加入，聯合會便藉機要求其正名，將該地的｢西藥業公會｣易名為｢新藥業公會｣，使新藥業之名，由上海一隅，擴散到全國各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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