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1945年以後精神分析在台灣的發展》
作者：王浩威，精神科醫師
來源：中國心理治療師網
網址：http://www.easemind.com/club/thread-239351-1-1.html
此篇文章之妙，在於以繁體字刊登在大陸地區的簡體網站，台灣網站找不到這篇文章。大陸民眾不看繁體字。而台灣民眾根本不會造訪簡體字的心理學網站。這就是台灣心理治療領域的怪現象，既要宣導心理治療，卻又不讓台灣人看到。結果，心理治療在台灣發展了50多來，新聞媒體還說不清精神醫療、心理治療、心理諮商的差別。台灣的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以及心理學者，不下3000人，這些學者的專業領域，全都直接涉及佛洛伊德的｢潛意識｣學說。
《1945年以後精神分析在台灣的發展》
1. 二次大戰前的台灣精神醫學
1952年，卅二歲的林宗義醫師，當時台灣大學附設醫學院神經精神科的主任，在美國ABMAC的贊助下，完成波士頓哈佛大學精神科兩年的進修而回到台灣。身為二次大戰後台灣第一位赴美進修的精神科醫師（也是所有心理衛生專業中的第一位），他興奮地向大家介紹新的學習：「精神分析學是dynamic psychiatry（動力精神醫學） 的主要潮流。可以說是美國現代醫學最重要的流派。精神分析是由Freud所創設，……」（註1）
日據時代就讀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林宗義醫師，原本畢業後繼續留在精神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在二次大戰後回到台灣。至於日本戰敗後依然暫留台灣的原台灣帝大（台灣大學前身）神經精神科主任黑澤良介教授，在1946年12月16日終於離去；次年六月，年輕的林醫師升任新的主任。 （註2）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東京醫科大學（東京帝大醫學部前身）精神科吳秀三教授於1910年帶領兩位助手到台灣台中縣群大番進行三個月cretinism調查工作。兩位助手之一的中村讓，他在滯台期間發現當時台灣精神醫學的空白，遂於1916年5月15日再次來台，擔任基隆醫院院長，同時也開始台灣最早的精神科門診和病房業務。次年，受聘為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台灣帝國大學醫學部前身），成為第一位講授精神醫學的專科醫師。 1934年，九州帝國大學來的中脩三教授開始擔任台北帝大醫學部精神病科教授，逐漸取代中村讓的教學地位。後來又有奧村三吉、米山達雄、黑澤良介等精神科醫師加入陣容，同時也開始培育日本和台灣出身的年輕醫師。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戰敗，中脩三教授等人回到日本，唯黑澤良介被中華民國政府留任，次年年底才回去。 （註3）
吳秀三教授是日本精神醫學的先驅之一。他是留學德國慕尼黑大學，追隨克雷佩林（F. Kraeplin, 1856-1926）並將他的精神醫學觀念帶回日本，成為當時日本精神醫學的主流。身為吳秀三弟子的中村讓自然是追隨這傳統，在這潮流中成長的，中脩三亦是如此，連更年輕的黑澤良介也不例外。
曾經在1945年追隨黑澤良介教授的陳珠璋教授，就曾描述他自己以醫學生身分參加台北各醫院精神科醫師集談會（即聯合討論會）的情形，提到在黑澤良介指導下，大家閱讀Kraeplin、Eugen Bleuler等人之德文文獻的情形。他表示：「當時集談會的參考文獻大都為德文，但有部分法文文獻－－譬如Janet及Minkowski等的論文也值得閱讀。……因為Minkowski受到Bergson哲學很大的影響，所以黑澤先生還介紹Bergson的觀點。……」（註4）
日據時代的台灣精神醫學，從吳秀三到黑澤良介，可以說是以德國克雷佩林的學說為主流，再加上法國的Charcot-Janet（沙可）傳統、現象學、和唯心論等流派的影響。至於廿世紀以後，開始在西方世界產生革命性影響的佛洛依德，恐怕是還沒在台灣發生，以致於1952年從美國波士頓回來的林宗義，用充滿興奮的口氣，向大家介紹精神分析。
相對於精神醫學，心理學在台灣的發展稍晚一點。1928年，「東京帝大出身的飯詔龍遠教授和力丸慈圓副教授連袂來台，在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的前身）文教學部哲學科創設『心理學研究室』，招收學生，專攻心理學。」（註5）「昭和16年（1941）『心理學講座』佔地659坪，是瓦造的兩層建築，內有心理學、民俗學、人種學教室及防音室等實驗室6間、圖書館、教室、及研究室11間、並有台灣土著研究設備。」（註6）
「當時的研究，為了配合日本政府的『南進政策』，當時的研究領域以『民族心理學』為主，調查台灣山地原住民的智力、形狀知覺、色彩偏好、行為特性與懲罰制度等等。」（註7）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當時的台灣醫學研究裡（包括精神醫學）：配合殖民政策，以民族為對象和以熱帶醫學為優先。自然地，精神分析並沒有成為當時心理學的研究對象。
日據時代台灣的心理學領域裡見不到精神分析；1945年以後，幾乎也是如此。
台灣光復以後，1946年蘇薌雨先生由廣西大學到台灣大學哲學系擔任教授，負責心理學課程。「不久以後哲學系方東美主任因系內存有日據時代台北帝國大學心理學講座遺留心理學書籍四千冊，雜誌一千五百冊和實驗儀器一百五十件，提議我籌辦心理學系。我當時以沒有房舍和難請教師推辭，……於卅八年（1949）夏獲教育部批准，秋季招生十一名，我被命為心理學系主任……。而教職員有張肖松教授，鄭發育教授……。」（註8）
台灣第一批心理學教授中，大多數是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譬如陳大齊（北京大學）、張肖松（金陵大學）、陳雪屏（北京大學）、錢萍（高覺敷學生）等人。蘇薌雨係台籍人士，1922年北京大學預科，1928年畢業於該校哲學系，1935年赴日於東京帝大進修心理學，1937年返中國投筆從戎，1939年任職廣西大學，直到1946年應聘才回到台灣。（註9）鄭發育教授則是唯一台籍教員，1946年由日本京都帝大哲學研究所返台。（註10）這些心理學者中，幾乎沒有涉及精神分析的專業背景，甚至可以說是「此時期（指1951-1971）大學部的課程，主軸基本上都是行為主義的天下。」（註11）
儘管如此，也許是在時代氣氛的緣故，1953年開始有畢業生後，在上述教授指導下，前十屆畢業生論文中有關精神分析的，包括第一屆畢業時，李石生論文〈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學〉，第二屆楊有維〈阿德勒之「自卑情結」〉，第五屆董明明〈精神分析及實例之研究〉，第七屆陳若瓊〈防衛機轉與動機發展的關係〉，第八屆陳俊欽〈夢的研究〉等共五位。（註12）
台大心理系在1960年開始有臨床心理學的課名，由當時剛從密西根大學獲碩士學位也是心理系自己第一屆畢業生的柯永河教授擔任教學。這過程中，台大心理系臨床心理中的心理治療前後以行為治療、人本治療、認知行為治療為主，精神分析甚少正式提到，即便是學生的畢業論文反應出對這一領域需求的存在。直到其他大學心理系成立後，才逐漸看到精神分析相關課程的出現，只是在心理學科的主流中，譬如光國教授1988年回顧台灣心理學四十來的發展時（註13），文章裡未提到任何精神分析，甚至「心理治療」一詞亦只提到三次而已。
3. 美國及其文化對戰後台灣的影響
同樣是精神分析，1945年以後在台灣的發展，在精神醫學和心理學這兩個領域中有著截然不同的起步。
1945年以後的台灣，所有的建設發展幾乎都脫離不開美國，包括學術發展亦是如此。在心理衛生相關的發展中，幾乎都是由美援等美國資金或當時仍由美國主導的世界心理衛生組織（WHO）所支援。自然地，大部份的心理衛生政策是依循美國模式，大部分的學者進修也幾乎都是以美國為唯一選擇。這情形幾乎持續了三十年以上。
WHO在二次大戰後試圖在亞非拉各洲建立各種健康制度的示範，其中心理衛生制度方面，在亞洲以菲律賓及台灣為最優先選擇。只是六○年代以後菲律賓政治動盪，經濟崩潰，台灣成為WHO在亞洲有關心理衛生中唯一的重點支援地區。
對精神分析歷史熟悉的人，特別是關於美國部份，必然知道二次大戰時大量歐洲精神分析師湧向英美的狀況。只是，不同於英國的，美國精神分析學會有關lay therapists的態度是較為嚴苛的，幾乎是只接受醫學畢業的精神分析師。也因為這樣，精神分析對美國的影響，很明顯地成為精神醫學的主流，卻是對美國心理學界影響不大。
這樣的情形也許部分解釋了精神分析對台灣精神醫學與台灣心理學發展為何有不同的影響。
4. 戰後第一批精神科醫師
林宗義醫師1950到1952年在哈佛大學及波士頓精神醫院（Boston Psychopathic Hospital）進修，對他自己專業的影響是可觀的。日後他在回憶錄中表示：「動力精神醫學對我來說，是相當具有魅力的，而且當時也有從維也納來的大師直接敎授心理治療法。我至今依然衷心感謝能隨著亨得利克（Ives Hendrick）、沙姆萊（Ewvin Samrad）、菲力克．得依齊（Felix Deutsch）等諸位大師學習。」（註14）
陳珠璋教授於1954年3月出國，前赴哈佛大學，同時也在Metropolitan State Hospital擔任臨床工作，因而投入團體心理治療的學習，甚至為此而在一年公費結束後，仍以自費留下來繼續學習。（註15）他不僅是以團體心理治療為升等論文（註16、17），是中華民國團體心理治療學會的創辦理事長（1994），國際團體心理治療學會理事（1992-2000），也是心理演劇（psychodrama）和家族治療（family therapy）在台灣的首倡者。
葉英堃教授則是1954年7月自費出國，包括英美各處大學。其中第二年到美國Duke大學擔任住院醫師，「在門診部進修時，筆者被安排接受Bingham Dai教授的『暸解自己』的分析會談，每周一小時共十二次，每次費用三十美元（特價）由科公費支出。Dai（戴）教授是中國人，係中國大陸北京協和醫院的心理學教授。……他不是醫師，但曾在著名的Washington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受Harry Stuck Sullivan 的指導，為當時在美國南部為數還少的Sullivan學說權威學者之一。這經驗對筆者回國後的心理治療以及其教學督導有很大的助益。」（註18）葉教授後來擔任台北市立療養院院長約二十年。近十年來，也就是葉教授被分析的四、五十年後的今天，該院能發展成為台灣當今精神分析的重鎮，恐怕有莫大的關聯。
林憲教授是1955年公費前往波士頓麻州綜合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一年，以參訪為主。他的參訪報告雖然以精神科病房、社區衛生中心、文化（日後林教授終身以文化精神醫學為職志）及家庭、兒童心理衛生為主（註19），並未提到精神分析；但在1960年發表的一篇論文裡，〈強迫神經症六例之心理治療〉，在結語中幾乎都是以精神分析為分析概念。（註20）
五○年代精神分析的影響，明顯地出現在台灣精神醫學界，甚至埋下深遠的種籽。這樣的影響，到台灣精神科醫師第二代中，最明顯的則是曾炆煋教授和徐靜教授兩位夫妻。他們分別是1961、62成為台大醫院精神科住院醫師，其中曾教授65年由WHO支持到波士頓麻州綜合醫院三年，再回到台灣。他倆在1971、72年所著作的《心理治療》、《心理自衛機轉》和《會談技巧》（皆水牛出版）對台灣相關專業的培訓起很大的作用，即使1971年以後離台到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任教以後依然如此。
1952年，第一種抗精神病藥物（chlorpromazine）的發明，對精神醫學逐漸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台灣第二代精神科醫師也因此改變方向，在日後越來越是走向生物取向的精神醫學。曾炆煋醫師成為戰後精神分析在台灣臨床界發展最巔峰的指標型人物，從此就走下坡，一直到八○年代後半。
5. 精神分析在華文世界的第一次挫敗（註21）
台灣精神分析發展的挫敗，在華文世界中並非第一次。
1926年3月18日，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殘暴地槍殺和平請願的學生。魯迅在寫給《濤聲》編輯的投書裡，以貌似平淡實則憤怒的筆調寫著：「有一回，對著請願的學生畢畢剝剝的開槍了，兵們最愛瞄準的是女學生，這用精神分析學來解釋，是說得過去的，尤其是剪髮的女學生，這用整頓風俗的學說來解說，也是說得過去的。」魯迅這樣的反諷筆調，暫且不論對精神分析的理解是否透徹，卻也足以說明當時對精神分析的接受程度了。
二十世紀初，各種西方思潮開始叩開中國大門，心理學是以浩浩蕩蕩的氣勢湧進了渴望思想啟蒙的中國教育階層。根據復旦大學吳中杰和吳立昌先生的說法，到了五四前夕，「出版的各種心理學教科書不下二、三十種，大多是日本心理學譯本或根據日本及西方心理學編譯而成。」（《中國現代主義尋踪》，學林，1995）
一九○七年蔡元培第一次留德四年，在萊比錫大學待了三年，其中有一年半的時間學習「心理學實驗室」一課，聆聽馮特（Willhelm Wundt，1832-1920）授課。民國初年，陸續擔任了教育部部長和北京大學校長，心理學學科的建立和研究，特別是在教育上的運用，幾乎是不遺餘力的。
在五四運動這場對封建禮教和封建性觀念的全面革命活動裡，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東方雜誌》、《婦女雜誌》、《曙光》等雜誌報刊中，各方的鼓吹文章，對西方心理學的介紹也開始出現其中。
完全以介紹佛洛依德學說為目的的第一篇文章出現在1914年5月的《東方雜誌》第十卷第十一號，署名錢智修的作者在＜夢的研究＞一文裡寫著：「夢的問題，其首先研究者為福留特博士，Dr. Sigmund Freud。」「福留特氏，為吾人所不願遇見之者，乃至吾人所欲為所欲得者，當於夢中實現之。」精神分析的介紹，有了一個開頭。
精神分析在中國開始發生影響的重要人物，包括了幾位民國初年的思想家。哲學家張東蓀先生發現當時譯「心解術」的精神分析，往往到處只見其名而未多闡析，於是寫了＜論精神分析＞，刊在1920年12月的《民鐸》。另外包括朱光潛、楊澄波、魯迅等人。其中，兩個人必需一提。
章士釗很早就接觸到心理分析。1923年自歐返國的輪船上，他閱讀佛洛依德才出版十年的作品《圖騰與禁忌》，卻覺得「反覆誦之，詞氣驟難盡曉，故中途執卷未釋。」（《孤桐雜記》，1927）。1926年他自北洋政府教育總長位置卸任，再次赴德，開始接觸精神分析，甚至全文翻譯了佛洛依德在1925年撰寫的《自傳》，也同時直接和作者通信。1929年5月27日佛洛依德回信給章士釗，對他有意在中國開闢精神分析這門學問的想法和他要為當時精神分析最重要雜誌《意象》（Imago）撰稿，表示非常滿意和贊同。章士釗譯的《茀羅乙德敘傳》，193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25年《教育雜誌》第十七卷第十及十一號連載＜心之分析的起源及發展＞，是佛洛依德應美國克拉克大學校長霍爾（Stanley Hall，1844-1924）邀請，赴美講學的五次演講。譯者高卓，也就是日後影響中國甚深，甚至到了八○年代還主持大陸的許多譯介計劃和教育政策的心理學家高覺敷。
然而，當時的中國對佛洛依德和精神分析的接受程度如何呢？
在高覺敷1933年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論》譯序裡，他自言：「老實說，我譯此書，目的是消極的。國內學人從震於弗洛依特之名，間或對於他的功績作過高的估計。我現將此書譯出，好使讀者明白弗洛依特究竟是如何的一個怪人。讀者若因為我譯了弗洛依特的一部書，便以為我為Freudian，那麼弗洛依特縱肯收留，我也呼冤不置了。」「總之，弗洛依特的學說，毀譽參半。我們讀書需抱持批判的態度，讀弗洛依特的著作尤宜如此。」
雖然，翻譯的工作仍然興盛，包括高氏在1935年出版佛洛依德1933年作品《精神分析引論新編》；但是三○年代的中國開始陷入更大的政治及經濟問題，似乎遠遠超過了佛洛依德思想最初的問題性了。
魯迅對《東方雜誌》1933年新年特刊裡編者引用佛洛依德而表示夢是「表現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帶著社會作用的」這一說明，大加批評。他開始嘲弄向來所喜愛的佛洛依德：「不過，佛洛依德恐怕是有幾文錢，吃得飽飽的罷，所以沒有感到吃飯之難，只注意於性慾。」而表示「食慾的根柢，實在比性慾還要深。」
當然，魯迅是誤讀了佛洛依德的。在精神分析的理論裡，食慾原本就是廣義的性慾。只是在當時的中國，或者，幾百年來的中國，張得大大的嘴唇恐怕是一直處於半飢餓狀態吧。
這樣的社會條件下，精神分析彷若時空錯置般地出現，隨之又因為一連串的戰爭而消失在華文的世界裡。
6. 現代主義與精神分析在台灣的六、七○年代
1945年以前精神分析在中國的發展，特別是介紹和翻譯，或多或少隨著國民政府來台也帶到了台灣。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恐怕是高覺敷先生所譯的《精神分析引論》。
五、六○年代的台灣，籠罩在美國的強勢影響下，在文化界，包括文學、劇場、繪畫、攝影等等，開始出現一波現代主義運動。這一波運動是對官方文化（如：反共文學、愛國意識形態主導的各種文化表演等等）的反彈。精神分析在這情況下，也成為滋養台灣現代主義的養分來源之一。
這一波現代主義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刊物之一《現代文學》，在1972年推出「心理分析與文學藝術」專題號，十篇極有份量的文章分別以第四十七、四十八期的上下兩冊刊出。《現代文學》的編輯是似乎相當滿意，認為這專號將「創刊時期的精神找回來了」。（註22）在這一個階段，代表新一代的現代主義，不但與其他的啟蒙運動如科學的普及化結合在一起了，對精神分析顯然也是相當興奮地歡迎。
1966年，朱光潛以佛洛依德為主要討論對象的《變態心理學》在台灣出版；1967年高覺敷翻譯佛洛依德著作《精神分析引論》也再被印行；潘光旦譯藹理士著《性心理學》亦在這時期出現。這對台灣而言，原本不准出版任何「淪陷匪區」之文人作品的出版審檢制度而言，是一大突破。
1968年後，以思想啟蒙為己任的志文出版社之新潮文庫，也由當時台灣喜歡精神分析的人士，翻譯了一批佛洛依德作品，包括《圖騰與禁忌》（楊庸一譯，志文出版，1968），《少女杜拉的故事》（文榮光譯，志文出版，1968），《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林克明，志文出版，1968，《佛洛伊德傳》（廖運範譯，志文出版，1969），《夢的解析》（賴其萬、符傳孝譯，志文出版，1971），《性學三論》（林克明譯，志文出版，1971）。其餘出版社如《迷幻》（石印滇,王杏慶合譯，向日葵出版，1971），《摩娜麗莎的微笑》（葉頌姿譯，向日葵出版，1971），《藝術論》（王安崇譯，協志出版，1973）。
除了佛洛依德作品外，新潮文庫也譯介了榮格、弗洛姆（Eric Formm）、梅寧哲（Karl Menninger）、霍妮（Karen Horney）等人的作品。
這一批翻譯風潮從1968年一直持續到1975年才告一段落，1985年才又出現葉頌壽重譯的《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新論》。
我們進一步去檢視這一批譯者，可以發現幾乎都是醫學院學生。他們大部分都邀請曾炆煋醫師（1968到1971年在台大醫學院任教）寫導讀，偶而亦有找林憲教授寫的。可以想見在當時的醫學院裡，儘管精神分析對精神醫學的影響已逐漸衰退，到波士頓專攻心理治療回台的年輕醫師曾炆煋，似乎是當時醫學院學生的角色模範。只是當這一群醫學生或實習醫師走上專業道路時，恐怕才驚愕地發現現實的臨床醫學工作裡，已經沒有精神分析的地位了。
這些譯者裡，賴其萬和符傳孝後來成為神經科醫師，廖運範是國際級肝炎專家，葉頌壽是一般精神科醫師（但仍繼續攻讀精神分析理論），李明濱是專長身心醫學的精神科醫師。這一批醫學生幾乎都沒走向心理治療的路途；唯一的例外是文榮光教授也還維持一定比例對心理治療的關心，甚至在2002年擔任臺灣心理治療學會的創辦理事長。
7. 精神分析一而再的再出發
六、七○年代台灣精神分析的風潮，如同二、三○年代中國的精神分析風潮，又一次地消沉下去。回顧這樣的發展軌道，1993年在負責《島嶼邊緣》雜誌「佛洛依德的誘惑」裡，筆者在編者前言曾這樣寫著：「精神分析在台灣和中國的發展，一直都是很不穩定而持續斷裂的。彷彿存在無形而有力的阻抗，以致一切說出來的聲音往往忽而激昂驚心，旋即消失許久。也仿佛是前伊底第帕斯期的肢解，因為無所謂存在也就無所不在了。當然，後者的說法稍嫌樂觀了些。許多人談及這問題時，總是提及明顯存在於中國社會的性和暴力，認為這一切觸目的日常生活現象早已證實了精神分析或無意識對中國人的必然性。然而，更多的弔詭卻是存在而無法單純理解的。譬如，當許多官員或社會人士響應反雛妓運動而嚴厲斥責時，作為聽眾的多數人也會合理地猜到該官員前一天可能才在風用場所進出。前者在說的時候，是如此出神而忘記自己的矛盾；後者傾聽之際，也可以立即潛入這種失憶的解離狀態而不做任何質疑。快口承認而結束討論，也可以是一種阻抗，防止了對任何弔詭的進一步的探索。甚至一而再的『再出發』，可能也是面臨這種隱現的阻抗的必然結果。」
「一而再的再出發」成為精神分析在中文世界發展的「症狀」，是面臨某些阻抗的必然結果。只是，我們不禁要問：這些阻抗，究竟是來自怎樣的結構？
在〈不可能的語言〉（註24）裡，台灣學者陳傳興曾經指出，在雙重內在侷限下，包括語言的內在差異和知識系譜傳承的斷缺，使用中文來翻譯和研究精神分析佛洛依德著作，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一種「不可能」的工作。事實上，不只是翻譯和研究，精神分析在台灣的實踐臨床實務，同樣也面臨不容易克服的困難。然而，除了「語言的內在差異」和「知識系譜傳承的斷缺」，台灣的社會結構或現代性問題，恐怕也是另一種阻抗的來源吧。
劉紀蕙亦問起：這種「壓抑之復返」，這種「抗拒精神分析的『深層無意識之機制運作』是依附於甚麼樣的象徵系統、認同機制、或是防禦結構而展開的？或是此抗拒與壓抑是自何處撤離欲力之投注，又是轉而朝向何處投資？」她指出：「轉而投資的，則是可以顧全健康清潔的、正常的、熟悉的native場域，家的場域。此『恐懼結構』(phobic structure)的內在封閉空間(enclave)，以不同型態擴及於此文化社會脈絡的層層角落，而展開了嚴又密的防禦系統。」（註25）
精神分析的發明和潛意識的發現，之所以發生在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原本就是和歐洲文明的個體化（individualized）（Z. Bauman）（註26）或現代性（Modernity, Harbermas語）的歷史發展息息相關。如果是這樣，對於非西方的國家來說，精神分析的發展，恐怕是要將社會結構放在歷史向度上進行更多的討論。
如果精神分析有對象的話，這對象應該就是個體（individual）或自我（self）。然而，在中國這類非歐美國家裡，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是遠遠不同於西方的。這種不同，可能是程度上的不同，也可能還有軌跡的不同。在資本主義未發展的國度裡，群體原本就高於個體，甚至是沒有獨立個體可言。即使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非西方國家，個體或自我是否依循西方的方式在自己的社會裡自然演化發生，恐怕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日本榮格學者河合隼雄（註27）就曾表示，日本的個體（individual）是不同於西方的個體，人與人之間還是有某一種「黏黏」的關係。
至於台灣呢？
二次大戰以後，由於美蘇冷戰結構的緣故，四五年以後的台灣一方面是美國文化全面性的輸入，另一方面卻是對外封閉而對內控制的威權政治。五、六○年代曾經在台灣發生的現代主義威潮，一來是十分美國化的現代主義，二來是「橫的移植」，並非因應社會結構基礎的文化現象，以致於七○年代寫實主義的鄉土文學批判下，就迅速地瓦解。自然地，隨著六、七○現代主義風潮而發生的精神分析論述，也很快陷入斷層的困境。（註28）
8. 從傳統家族力量中釋放出來的個體
在美國扶植下，開始發展工業、進出口貿易和追求高經濟成長的台灣社會，不知不覺地走向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八○年代，台灣的經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這樣資本主義化程度日益高度發展的結果，社會結構也不知不覺地開始出現變化。
七○年代台灣學者討論西方心理學理論（特別是精神分析）是否適用到中國人心理時，經常會提出相對於西方之個體概念的家族概念，認為中國人心理是以「家族」而非「個體」為基礎的。甚至有學者質問伊底帕司情節恐怕不存在於中國人心理。
在七○年代以前，一方面是源自前工業社會的家族觀念，另一方面是威權體制以法令和體制來強化家族結構而壓抑個人，家族的力量一都是持續保持著。在這情況下，只有「家族自我」（family ego）而沒有個體（individual）或自我（self）的可能。
只是，當資本主義發達到一定程度以後，台灣的威權體制早在軍事戒嚴法結束（1987）之前，就已經開始鬆動了。政治上，八○年代初期民主思潮和社會運動如火如荼崛起；思想上，八○年代後其開始大量出現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酷兒理論、新馬克思理論等等，一波又一波的風潮；在社會結構上，我們也看到家族的力量逐漸瓦解。
五○年代精神分析在台灣精神醫學的發展，雖然因為精神藥物陸續的發明而逐漸敗退，但是在許多層面的影響（特別是藥物仍無法涉足其中的）還是保留下來了。這其中包括了社區心理衛生、學校諮商制度、兒童精神醫學、兒童心理治療，還有家族治療。
家族治療發展，即便在西方，也是六○年代才逐漸具體成型的。然而台灣因為WHO的緣故，精神醫學的發展，特別是社工人員的訓練，一開始就充滿家庭動力概念為基礎的取向。1965年在陳珠璋教授的努力下，再加上當時精神科社工吳就君的投入，家族治療很快地就成為普遍運用的模式。
七、八○年代，動力取向的個別心理治療雖然沈寂了，但這同時卻是家族治療日趨活躍。家族治療不再只是精神醫學的治療工具，甚至是社區心理衛生或學校輔導人員所熱衷的。這種熱烈的反應，顯示出家族治療的確可以滿足臨床實務的需要。
家族治療的發展在吳就君教授的帶領下，再加上呂旭立基金會等民間機構的經營，在八○年代前半開始有完整的薩提爾模式訓練課程。這樣的需求，甚至促成1983年Virginia Satir親自來帶領訓練工作坊。
在這一個階段，台灣經濟開始起飛，農村逐漸瓦解而人口遷徙向都市，家族已經不自覺地陷入兩難的拉拔。對個人而言，家庭可以提供的功能日益減少，然而家庭對個人的要求或命令卻還是存在的。許多內心衝突的產生，恐怕就是個人在這樣的家族結構衝突所造成的矛盾。自然的，家族治療，特別是家庭重塑的工作，可以讓人們瞭解自己和自己家庭所身處的困境，進而解決症狀或問題。
只是當資本主義化的腳步還是沒停下來，家族的力量越來越小，從這個「健康清潔的、正常的、熟悉的native場域」也就是從「家的場域」（劉紀蕙語）中，個人被迫釋放出來了。
這一切過程的發生才短短五十年，不論是對歷史的發展而言，亦或是社會結構的變遷，都是十分迅速的。個人在一個還沒有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社會中，不是像演化(evolution)那樣自然發展的，而是既是被追趕出家園也是自己逃出家園的。自然的，這樣的個體(individual)是不同於西方。在台灣，包括精神分析在內的各種心理治療，當治療開始面對個體時，往往也要面對個體對「失落的家園」的憧憬。
9. 九○年代以後的精神分析
1981年，精神科陳永興醫師對台灣地區精神醫療的狀況做一翔實的普查，發現全台灣合格的精神科醫師才九○名。（註29）然而，在這呼籲的時刻，剛好也是台灣高等教育開始普及而專業人員人數迅速提升的時刻，很快也就反應在精神科醫師的人數上。直到今年(2004)，台灣已經快有九百位精神科專科醫師(不包括住院醫師)。廿三年內呈現了十倍的成長。
八○年代後半台灣思想界各種新的理論開始出現，家庭與個人的關係開始有結構性的改變越來越不可逆轉，包括精神科醫師在內的各種心理衛生專業人員的顯著增加，精神分析又開始獲得年輕一代臨床工作者的重視。特別是越來越多的新型個案（譬如邊緣型人格），都需要精神分析的能力。
在思想界，各種理論所引進的是以法國拉康（J. Lacan）學派為主；在實務界，完全沒有任何指示下，只因為要解決新的臨床問題，克萊茵(M. Klein)以降的個體關係理論和科賀(H. Kohut)的自體心理學成為臨床工作者不約而同的閱讀。九○年代以後，精神分析書籍被大量地翻譯出來，同時至少有三十人以上前往倫敦（如Tavistock Clinic）、巴黎、加州等地學習精神分析。
2001年11月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Taiwan Institute of Psychotherapy）成立，2004年蔡榮裕、劉佳昌、楊明敏等人籌劃的the Taiwan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 analysis開始運動。（註30）
10. 重返佛洛依德
廖運範在翻譯《佛洛依德》（1969）的序文裡，曾經感慨地表示：「看看我們的鄰邦日本，早在1930年就有這本書的譯本，想想自己豈不有點心酸？其實佛洛依德的著作，值得翻譯的實在不少，如果有人肯致力於佛洛依德全集的出版，豈不是讀者無限的福氣？」1993年，余伯泉在整理佛洛依德中文著作時，感慨地表示：「然而二十年過去了，我們的佛洛依德全集在哪裡？我們的『憤怒』在哪裡？」（註31）
這一波風潮與三○年代的中國和六○年代的台灣所不同的，是透過面對著自我（self）的實務工作，而展開的精神分析運動；也是面對社會文化結構的症狀，為解決問題而開展的精神分析閱讀。
重回佛洛依德是必然的，重新閱讀佛洛依德也是必要的－在新的社會結構上，在新的個體現象上。
重譯佛洛依德成為一種必要，不同時代的重新瞭解。2004年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台灣心靈工坊出版社合作下，在臨床實務工作者和精神分析研究者的合作下，將逐步將佛洛依德的著作，重新翻譯。
對台灣而言，這一次精神分析的發生將是無從復返正視持續壓抑的永遠的出發。
註：
(1) 林宗義，1953＜美國精神醫學界之現況＞，台灣醫學雜誌vol. 52，p. 653-60。關於精神分析的部分全文如下：「精神分析學是dynamic psychiatry 的主要潮流。可以說是美國現代醫學最重要的學派。精神分析學由Freud所創設，當他潛心研究hysteria時，發現本症病人的行動，都有意識下的動機（unconscious motivation），而不能一見了解它的由來。這下意識（the unconscious）的發現不但對於病人的行為，甚至對於正常心理的理解，都有革命性的貢獻。人的性格（personality）或行動類型（behavior pattern），是由個人適應環境過程中行程的。此過程如遭受失敗，就可能引起精神病或精神神經症。要徹底理解一個人的現狀（無論正常或異常），必須詳細檢討其出生以來的生活史。其中，『對人關係』（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特別重要。一個人從幼小所接觸的人的性格態度情感等，對該人之性格發達極有影響。因為這是無意識中所形成的。所以需要科學的分析，始能闡明他現在的性格、行動、心理、感情等的真動機。」
(2) 陳珠璋，1972＜憶昔念師＞，收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神經精神科廿五週年紀念刋》，p.167-198。
(3) 林學吉，1998＜日據時代台灣精神病學史＞，收於《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日治時期1897-1945》。
(4) 同注2。
(5) 黃光國，1988＜四十年來台灣心理學的發展＞，收於《海峽兩岸學術研究的發展》，台北：聯經，p. 273-316
(6) 莊仲仁，1999＜創系前的「台北帝國大學心理學講座」階段（1928-1944） ＞，收於《回顧與前瞻：國立臺灣大學心理系50週年系慶紀念特刊》p. 1-2。
(7) 同注5。
(8) 蘇薌雨，1976＜臺灣大學二十六年＞傳記文學27卷2期。
(9) 張德南＜蘇薌雨先生事略＞www.psy.ntu.edu.tw/alumni/3-1.html。
(10) 徐嘉宏等，1999＜臺灣實驗心理學的奠基者：鄭發育教授＞中華心理學411，vol.141, 2。
(11) 徐嘉宏，1999＜生理心理學組的回顧與前瞻＞，收於註6同一書，p. 33-48。
(12) 吳英璋＜臨床心理學組的回顧與前瞻＞，收於註6同一書，p. 27-32。
(13) 同注5。
(14) 林宗義，1990《精神醫學之路》，台北：稻鄉。
(15) 陳珠璋，1996＜隨感六則＞，收於《五十載浮沈：台大醫院精部五十年紀要（1946-1996）》，p. 319-318。
(16) Chen, Chu-chang, 1962, Therapeutic effect of spontaneous patient subgroups formed on a state hospital ward. Int. J. Gr. Psychotherapy, 12: 301-311。
(17) 陳珠璋、朱桓銘，1962，精神科病房自由參加會談方式之集團心理治療患者出席率之探討。台灣醫學會雜誌，vol. 61，p. 345-351。
(18) 葉英堃，1996＜台大精神科與國際精神醫學：個人經驗＞，收於註17同一書，p. 319-328。
(19) Rin, Hsien, 1956 (?) Fellow’s Report for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收於同注2一書，p. 98-107。
(20) 林憲，1960＜強迫神經症六例之心理治療＞，台灣醫學會雜誌，vol. 59，p. 189-200。結語如下：「症例中所觀察之諸種起因為：未能解決之oedipal desire，對權威對象抱著ambivalence，於幼少時期失去父親，較強依賴性格及自卑觀念及明顯環境刺激等。病人於幼少時並無嚴格排泄訓練之經驗，又無對父親之直接怨恨。反而父親為病人的偶像而父親之死引起病人dependency need之不滿足。Ambivalence 之對象為控制一家之domineering之者。有直接環境刺激及不滿者其發病急性。總之病人下意識地要控制引起不滿與怨恨之上述諸原因時形成強迫症狀。治療之最初由除去環境原因而給ventilation之機會，得減少強迫症狀及不安。Transference之利用極重要而使病人正常評價transference之經驗，自己性格及現實環境問題時始可得治癒。雖慢性強迫神經症難治，但較急性發病而具有治療條件者施行應用分析法心理治療得滿足之結果而至今未再發。」
(21) 王浩威，（1999）＜無意識大陸的發現者－佛洛依德＞，《佛洛依德作品選讀》（台北：誠品），p. 9-12。
(22) 現代文學社編輯，（1972）＜幾句話＞，現代文學，No. 47，p. 2。
(23) 王浩威，（1993）＜編輯前言＞，島嶼邊綠，No. 7，p. 13-14。
(24) 陳傳典，（1991）＜不可能的語言：精神分析或心理分析＞，收於葉啟政編《當代思想先河：十九世紀的思想家》台北：正中，p. 170-217。
(25) 劉紀蕙，（2001）。＜壓抑與復返：精神分析論述與台灣現代主義的關係＞，發表於《現代主權與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
(26) Bauman, Zygmunt.（2001）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 London: Polity
(27) 河合隼雄、村上春樹，2004（1995），《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阜雄》，台北時報。
(28) 王浩威，1995（1991）。〈一場未完成的革命〉收於《島嶼邊錄的文化戰鬥》台北：聯合文學，p.17-32。
(29) 陳永興，（1981）。《飛入杜鵑窩》，高雄：作者自印。
(30) 蔡榮裕，（2004）。＜理想性與對話的必要過程＞，精神醫學通訊，vol. 23，No. 7, P. 215-219。
(31) 余伯泉，（1993）。＜寄《心靈的激清》：佛洛依德會集再出發＞島嶼邊緣，No. 7, p.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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